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生于江苏常州，2019年1月29日诞辰120周年。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一
1931年夏天在茅盾家里，瞿秋白认识了冯雪峰。有一天，冯给茅盾送去刚创刊的“左联”机关刊物《前哨》，茅盾和瞿秋白一起看了起来。当瞿秋白看了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时，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以后，瞿秋白不断向冯雪峰和茅盾打听鲁迅的消息，急切地想知道这位文坛领袖的一切。
为了瞿秋白的安全，热心的冯雪峰又通过各种关系，为瞿秋白夫妇找到了紫霞路68号这一理想的避难之所。紫霞路是上海南市横贯篾竹街和豆市街、花衣街之间的一条碎石子路。68号是一座占地七分、三开间三进的旧式大楼房。这所房屋的主人名叫谢澹如，原名旦如，他爱好文学并同情革命。
瞿秋白与鲁迅的相识与交往，是在瞿秋白住进紫霞路68号以后开始的。在他们见面之前，冯雪峰曾向鲁迅介绍过瞿秋白的文艺创作与翻译情况。瞿秋白曾以革命者的同志态度，将对鲁迅从日文转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译文的意见，托冯雪峰转告，鲁迅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实是最适宜的了……”接着鲁迅又平静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
1931年秋，曹靖华把自己译的《铁流》寄给鲁迅，鲁迅认为这样一部小说缺少序是很不完满的，鲁迅想到了瞿秋白，他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欣然同意，放下手中的事，立即将两万字的涅拉陀夫的序文译出，并将《铁流》的部分译稿与原著核对了一下。鲁迅在1931年10月写的《〈铁流〉编校后记》中有这样的话：“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从这篇后记中可看出，鲁迅已将这本在现代文学史上影响甚大的译作，看作是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也由此加深了一步。
以后，瞿秋白又应鲁迅之约，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并在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连续刊出。本来，鲁迅已从日文中将第一场译出，并在《北斗》上以隋洛文的笔名刊出，但找到俄文原版后，鲁迅认为还是请瞿秋白直接从原文从头翻译为好，瞿秋白也欣然答应，并立即动手。不久《北斗》被当局查禁，瞿秋白的译文又由鲁迅转交上海联华书店出版。鲁迅亲自为瞿秋白的译文写了后记并译了作者传略。
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读了鲁迅先生翻译的《毁灭》以后，立即给没见过面的鲁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称鲁迅为“敬爱的同志”，这样称呼鲁迅，既表示对他的尊重，又表示瞿秋白认为鲁迅是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关于瞿秋白和鲁迅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据杨之华回忆，是在1932年夏天，他们从法租界毕兴坊搬回紫霞路以后，会面的地点是北四川路北川公寓三楼鲁迅的寓所。
杨之华在她的《回忆秋白》一书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经过：“那天早饭后，秋白非常高兴地同冯雪峰同志去拜访鲁迅，直到晚上才回家。这个渴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初次与鲁迅见面经过，说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他已邀请鲁迅全家到我们家来玩。”鲁迅高兴地答应了。许广平同志对他们初次会面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里有这样的描述：“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
在这次见面时，瞿秋白虽然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但为了庆贺这次会面，他破例小饮，彼此倾心交谈，相聚整整一天。打那以后，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日多，这对亲密友人的友谊更加深厚。在鲁迅的日记中，比以前出现了更多有关瞿秋白夫妇的名字（都用代号）以及自己和瞿秋白交往的记载。
二
夏去秋来，9月1日，天下着雨，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68号回访瞿秋白。鲁迅所以特地要在雨天造访，也许是因为雨天少有特务的盯梢。鲁迅来时，瞿秋白无限喜悦地从书桌旁站起来表示欢迎。杨之华特地到饭馆叫了一桌菜招待鲁迅夫妇。当他们坐下来吃中饭时，才发觉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杨之华心里感到不安，但鲁迅却毫不介意，席间与主人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9月1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
瞿秋白与杨之华于1930年回国前在莫斯科留影。
在这以后，瞿秋白和鲁迅两家的来往就更为密切了。那时，在瞿秋白的鼓励下，杨之华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豆腐阿姐》。瞿秋白看后很高兴，让杨之华拿去给鲁迅看，杨之华起先认为自己写得不好，不好意思拿给鲁迅，并且她也怕鲁迅太忙，不愿意耽搁鲁迅的时间。瞿秋白就再三鼓动她去找鲁迅，说鲁迅很乐于助人，对青年人的创作总是支持有加的。果然鲁迅毫不耽搁地改正了小说中的错字，在错字边还端正地写出楷体和草书字样。鲁迅把稿子送还杨之华时，亲自用纸包得方方正正，用绳子扎得整整齐齐。这虽然是件小事，却使瞿秋白与杨之华深切感受到鲁迅的细致与对文学青年的关怀扶持之情。
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深受反动当局以及御用文人们的憎恨，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常常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每当瞿秋白和杨之华面临鹰犬追逐的最危险时刻，他总是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尽可能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保护瞿秋白这位革命战友。因此，鲁迅家成了瞿秋白最为安全、也是他最乐意投奔的庇护所。据许广平回忆，“秋白在鲁迅寓内度过三次避难生活。”1932年11月，瞿秋白夫妇得到警报，说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不得不立即转移，但他实在无处可去，最后想到去鲁迅家中避难。为了鲁迅和瞿秋白的安全，在甩掉跟踪的叛徒之前，杨之华独自一人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瞿秋白请人到街头寻找，遇见杨之华时正是白天，杨之华请那人先走，她自己又转到天黑，确信自己已经甩掉了跟踪者，才来到鲁迅家里。
这时，鲁迅已于11月1日离开上海去北京探望母亲。瞿秋白夫妇到来时，只有许广平和海婴在家。鲁迅于11月30日返回上海。与瞿秋白重逢，鲁迅分外高兴。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这期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12月7日，瞿秋白为鲁迅写了一幅字，署名魏凝，录的是瞿秋白大约写于1917年的一首七绝诗：“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后写有跋语：“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这表现了他对鲁迅的敬重，把一颗坦诚的心献给他所完全依赖的战友，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品质。过了两天，瞿秋白夫妇还以昂贵的价格，托人在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高级进口玩具送给三岁多的海婴。瞿秋白在盒盖上，按顺序写明零件名称、件数。他似乎感觉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意味深长地写下这样一句话：“留个纪念，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
鲁迅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维宁（瞿秋白笔名）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像玩具一盒。”12月11日，鲁迅夫妇设宴招待瞿秋白夫妇，在座的还有冯雪峰、周建人。又过了一天，陈云在一个深夜来到鲁迅家，接瞿秋白夫妇回紫霞路。鲁迅关切地问陈云：“深晚路上方便吗？”陈云说：“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临下楼，鲁迅对瞿秋白说：“今晚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来告诉我，免得我担心。”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回到紫霞路，瞿秋白仍在思念着鲁迅。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2月25日到1933年2月4日的40天中，瞿秋白写了六封信，平均每周一封，两人联系极为密切。
三
1933年2月，瞿秋白又收到了危险信号，他不得不离开隐居将近两年的紫霞路，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和瞿秋白又有机会在沉静的夜晚促膝长谈了。瞿秋白在这次避难中，正赶上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来中国访问，鲁迅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负责人一起会见了萧伯纳。萧伯纳来时上海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消息和评论，文章对萧伯纳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与想法。
在家里，鲁迅同瞿秋白兴奋地谈起报刊上关于萧伯纳的种种言论和会见萧伯纳的情形，瞿秋白边谈边翻阅鲁迅带回的报刊。鲁迅提议将报刊上这些言论剪辑下来，编个小册子，算是给萧伯纳来华留个纪念。瞿秋白非常赞成鲁迅的提议，后来由他进行圈选，许广平和杨之华边剪边贴，就这样《萧伯纳在上海》这本反映上海各报对萧伯纳不同评论的书便编辑完成了。鲁迅为这本书作了序，署名乐雯，并由鲁迅送交上海野草书屋于1933年3月出版。全书共分五个部分：一、Welcome（受欢迎的）；二、萧的国际联合战线；三、凹凸镜；四、萧伯纳的真话；五、萧伯纳及其批评。
鲁迅在序言中说：“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分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各色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又说：“这真是一面大镜子，真是令人们觉得好像一面大镜子，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都装模作样的显出了藏着的原形。”
瞿秋白写了《写在前面》并为不少文章写了精彩的案语。瞿秋白在《写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中有这样一些话：“萧伯纳在上海不过半天工夫。但是，满城传遍了萧的‘幽默’‘讽刺’‘名言’‘轶事’。仿佛他是西洋唐伯虎似的。我们收集‘萧伯纳在上海’的文件，并不要代表什么全中国来对他‘致敬’。‘代表’全中国和全上海的，自有那些九四老人，白俄公主，洋文的和汉文的当局机关报，我们只不过要把萧伯纳的真话，和欢迎真正的萧或者欢迎西洋唐伯虎的萧，以及借重或者歪曲这个‘萧伯虎’的种种文件，收罗一些在这里，当作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这本从一个小侧面反映了30年代上海滩时代面貌的小书，却于1933年11月以“欠妥”为由，被反动派查禁了。在这次避难期间，瞿秋白还写了不少精美的杂文。鲁迅为了瞿秋白的安全，也曾托日本内山书店的内山夫人，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2楼，为瞿秋白夫妇找了一个安静的房子。瞿秋白夫妇搬进新居之后，鲁迅夫妇还送了一盆花。这盆花原是内山夫人送给鲁迅的，鲁迅为秋白搬进新居表示祝贺，又将这盆花转赠给了瞿秋白夫妇。关于这件事，鲁迅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大陆新村9号
1933年3月1日，晴。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月6日，云。下午访维宁，以堇花一盆送其夫人。
又过了两天，也就是3月8日那天，鲁迅又到施高塔路一带看房子，决定搬到大陆新村。房子看妥以后，鲁迅夫妇于4月11日迁往大陆新村9号。东照里和大陆新村，都在施高塔路，一个在路南，一个在路北，相距很近，因此鲁迅与瞿秋白接触更方便了。
四
在这一时期，瞿秋白经常在夜晚到鲁迅那里，从文艺到政治，从理论到创作，他们无所不说。他们谈话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斗争。他们经常根据谈话的内容，得出结论，写成杂文，抨击揭露国民党反动文化思想。据杨之华回忆，在这段时期：“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像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阳光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
对此，许广平也有类似回忆：“有时晚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具有正义感、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愿意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了。”鲁迅为瞿秋白夫妇苦心安排的这个环境，使瞿秋白能够常与鲁迅这位左翼无产阶级文化战线的领袖在一起，两人互相砥砺。有了鲁迅夫妇的照顾，他们这时期的生活也比较安定，瞿秋白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杂文。
瞿秋白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除了不断变换笔名之外，还常在文章末尾写上假地址，如“于纽约”“于北平”之类。为避免敌人摸透他的文章风格，他有意识模仿鲁迅文笔，用鲁迅笔名发表文章。这些文章由许广平抄录，再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发表，这些文章分别是：《王道诗话》《伸冤》（原题《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子夜）和国货年》《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原题《人才易得》）《儿时》《中国人与中国文》，其中有几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漫谈后写成的。
许广平对此回忆道：“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才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
这些在同一个笔名下发表的文章，的确有着两个人共同的心血，共产党人瞿秋白借“鲁迅”这个令敌害怕却又无可奈何的笔名，发表了自己的主张。鲁迅让这些文章用自己的笔名发表，一方面表达了他对这位共产党人创作的首肯，也体现了他们之间那种不分你我的友谊深厚程度。在这件事上，他们谁也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着共同的伟大目标进行战斗。所以，在鲁迅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共编进了瞿秋白于1933年在上海写的杂文10多篇。为了不让敌人知道这些杂文是出自瞿秋白之手，鲁迅没有用任何一点暗示，使读者知道这些文章是出自瞿秋白手笔。
解放以后，在编辑《鲁迅全集》时，为了尊重历史全貌，也为了纪念这段两位文化伟人共同战斗的历史，仍保持了鲁迅这三个集子的原貌，只是作了一些注解。在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把这12篇署名鲁迅的文章也收了进去。
五
瞿秋白住进东照里12号后，起初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他的房东是个泼辣好事的中年寡妇，广东人，但住在上海已经多年。这所房子里住着中国人、日本商人以及日本浪人。女房东和日本浪人常常到瞿秋白房中串门，这对瞿秋白干扰很大，瞿秋白和杨之华为了摆脱这种干扰，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白天瞿秋白总是半卧在床上，装作生病，关起门来看书，杨之华则在房门口炉子上熬汤药，药味充满了整所房子，当然这些药最后都被杨之华偷偷倒掉了。这个办法非常灵，房东和房客再也不去打扰瞿秋白了，这使得瞿秋白有了更多的时间能够专心写作。
在东照里这一时期，瞿秋白翻阅了鲁迅所有杂文，将有代表性的鲁迅杂文编成一册，这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鲁迅杂感选集》，他还花了四夜工夫，写成1.7万余字的论述鲁迅思想发展、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伟大作用和鲁迅杂文重大意义的辉煌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在《序言》之前，鲁迅的杂文和思想，没有得到过科学分析和应有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出于各自立场，对鲁迅杂文和思想进行了恶毒攻击或贬低。鲁迅自己也曾说过：“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唯恐不远了。有些人每当意在奚落我时，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眼中的鄙视。”瞿秋白在《序言》中，从哲学和政治高度勾勒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第一次明确地指出鲁迅前期是反叛封建统治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期则是一位无产阶级的战士，并指出他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来自实践经验的深刻观察能力，是贯穿鲁迅一生的基本特点。
鲁迅本人对这篇《序言》很满意，日后，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一书中记载了鲁迅见到这篇《序言》时的情形：“鲁迅认真地一边看一边沉思着，看了很久，显露出感动和满意神情，香烟头快烧到他的手指头了，他也没有感觉到。”这天，瞿秋白和鲁迅谈了很久很久。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意义，谈到文坛的现状，谈到了彼此的安全。许广平对当时的情形，除了写到鲁迅满意之外，还写到了鲁迅的谦虚，她这样回忆道：“写出之后，鲁迅读了，心折不已。”冯雪峰对鲁迅当时对这篇《序言》的反应也有记述，他说鲁迅十分赞赏这篇《序言》，他说话时候的态度是愉快和严肃的，而且我觉得还流露着深刻的感激情意。
鲁迅一直关注着这本杂感集的编辑与出版工作。1933年3月20日晚，也就是瞿秋白夫妇搬进东照里新居两周后，鲁迅在给北新书局李小峰的信中，主动向他推荐这本杂感集。他在信中说：“有一本书我希望北新印，有长序，字数还未一定。”因为当时瞿秋白处境危险，鲁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保护性措施。他不但没有提编者姓名，甚至对出版商也没讲明编者是一个人，而是用“我们有几个人”作掩护。为了保护瞿秋白的安全，鲁迅看阅了选集选目和《序言》后，把原文留下，托人另外誊抄，防范瞿秋白手迹外传，给他带来危险，然后再寄交北新书局。为了安全，瞿秋白《序言》署名为何凝，末尾还写上“一九三三·四·八北平”。
所有出版事宜均由鲁迅出面与北新书局接洽，选集的编排格式与鲁迅精心印制的《铁流》《毁灭》《两地书》的格式是同一类型，都是25开横排，天地宽大，并印成鲁迅喜爱的毛边书。扉页上司徒乔的炭画鲁迅像，也是鲁迅自选的。这本书也由鲁迅亲自精心校对，还亲自经手稿费。他于1933年4月5日致李小峰信上说：“我的《杂感选集》，选者还只送了一个目录来，待付印时，我想先送他一注钱，即由我将来此书之版税中扣除，实亦等于买稿。”4月13日，鲁迅又给北新书局去信说：“《杂感选集》已寄来，约有十四五万字，序文一万三四千字……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送他三百元。”其实他信中所提到的给瞿秋白的编辑费是自己先预垫款的。此事在鲁迅日记中略有记载：4月21日，付何凝《杂感集》编辑费三百。7月10日，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鲁迅预付这笔钱给瞿秋白，实际上是对他们经济上的资助。
六
1933年6月初，根据上海临时中央局意见，瞿秋白夫妇从东照里搬出，与冯雪峰同住在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楼上，这里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所在地。瞿秋白在这里帮助党中央通讯社审查和修改稿件，替党报写文章。由于党的机关常遭敌人破坏，环境相当险恶。冯雪峰热情负责保护着瞿秋白，为了确保他的安全，此事绝对秘密，只让一个党内交通员知道。但个把月后，党的一个机关被敌人发觉，牵连到这个住处，瞿秋白必须立刻搬走。在如此情况下，瞿秋白和杨之华又想到鲁迅，决定再次求助鲁迅，去到他家避难。
据许广平回忆：“第三次秋白夫妇来我家避难，是在搬出东照里之后的1933年7月下半月。那次因为机关被敌人发觉，约在深夜2时左右，我们连鲁迅在内都睡下了。忽然听到前大门（向来出入走后门）不平常的声音敲打得急而且响，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鲁迅要去开门，我拦住了他自己去开，以为如果是敌人来逮捕的话，我先可以抵挡一阵。后来从门内听出声音是秋白同志，这才开门，见着他夹着一个小衣包，仓促走来。他刚刚来了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迅速而急近地送到我们耳里，我们想：这次糟了，莫非是敌人跟踪而来？还是我先下楼去探听动静，这回却是杨大姐不期而遇地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别的同志家的小姑娘一同进来，原来是一场虚惊。”这也是瞿秋白夫妇最后一次在鲁迅家中避难了。几天后，他们才离开鲁迅家，重新住进江苏省委机关。
1933底，临时中央来电，命瞿秋白前往中央苏区。在临行前，瞿秋白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要同鲁迅和茅盾见面。他对杨之华说：“我无论如何要去和鲁迅、茅盾告别，跟他们好好谈一谈。”他深切关怀着左联工作和亲密战友。1934年1月4日晚，瞿秋白去鲁迅家告别。当时环境仍十分恶劣，瞿秋白这次出行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临走时，杨之华再三嘱咐他路上千万小心：“今晚去，明晚回来。”
瞿秋白来到鲁迅家，说明了告别之意。鲁迅对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既表示祝贺，又怀着依依惜别之情。这两位好朋友亲切交谈到深夜，睡觉的时候，鲁迅将自己的床让给了瞿秋白，自己与许广平在地板上睡了一夜。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瞿秋白才平安归来，这下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瞿秋白又一次见到鲁迅和茅盾，显得很高兴。他回家后对杨之华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叙别。瞿秋白在即将离开上海时，鲁迅曾于1月9日收到瞿秋白的一封信，这也是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写给鲁迅的最后一封信。
（摘编自《瞿秋白——学者兼革命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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