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一条充满学术色彩的分界线，这本是一个地理学界膜拜的名字，如今却跟他发现的这条线一起，为社会公众所津津乐道。
1935年，他发表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时，提出“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但他只说了瑷珲和腾冲两个端点，并没有在论文附图上画出这条线。直到1989年，他才跟人合作，利用最新的人口调查数据，真实画出了这条线。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条线并非那篇论文的学术重点。
多年以后，这条“瑷珲-腾冲线”已被称为“胡焕庸线”。在学术圈内，它以其科学性和稳定性，被公认为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线，成为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并列的又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而且，前两条线都遵循自然山川或人工建筑，是有迹可循的，而“胡焕庸线”不是具象的，是横空出世。
在社会上，这条线已经成为一条探秘线、旅游线，开车沿着“胡焕庸线”跑一趟，成了很多人心中神往的旅程。因为这条线上地理形态纷繁复杂，而且这条线的两侧人口密度差异巨大，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当悬殊。
这些年来，“胡焕庸线”因其超乎想象的稳定性，学术声誉日隆。1935年，这条线西部人口占全国4%；而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再算，因分辨精度不同，西部人口的占比大致在5.6%到6.3%之间，变化甚微。
由此，“胡焕庸线”又因其数十年不变的顽健性，让很多人担忧。于是，对于“胡焕庸线”该不该破、能不能破、怎么破的讨论，渐趋热烈。
这条看似“横空出世”的线，其实是基于严谨、枯燥、长期的学术研究。作为一名研究者，其根本任务就是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而“胡焕庸线”的本质，就是找到了刻画中国人口空间形态的最为简洁的方式，进而成为一条稳定的国情地理分界线，对国家的均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振兴和国防安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体现了重大应用价值。
今年是胡焕庸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向大师致敬。
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
晚年胡焕庸
大师档案
胡焕庸：1901年11月生，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历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他提出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腾冲线”为界，后被称为“胡焕庸线”。1998年4月，病逝于上海。
访谈嘉宾
丁金宏：1963年生，江苏涟水人，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著有《人口空间过程》《理论地理学》等专著。
胡企中：1944年生，江苏宜兴人，胡焕庸第七子。1963年毕业于上海化工专科学校，1987年在上海溶剂厂副总工程师任上，由国家经委选派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进修。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负责编著《聚甲醛树脂及其应用》一书。
缘
高渊：你是什么时候到胡先生门下学习的？
丁金宏：我的本科和研究生是在南京大学地理系读的，南大地理系延续的是原中央大学的脉络，而胡先生当年不仅是中央大学地理学的领导人，也是全中国地理学的领导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全方位感受到胡焕庸这个名字在地理学界的影响力。
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兴趣是做人口地理研究。当时知道胡先生在华东师大，就给他写了封信，谈了我对国土规划等方面的思考，不知有没有可能到他的门下学习。很快就收到了胡先生的回信，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
高渊：对于胡先生的回信，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丁金宏：一是他很热情，他说虽然年纪大了，但欢迎我去考他的博士生；二是老先生回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有点抖动，我想毕竟是上了年纪。后来才知道，他因为常年伏案写作，右手已经不能写字，这封信是用右手托着左手写的。
其实我跟胡先生还有一层关系，我的硕士导师是他当年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研究生，他其实是我的“师祖”，这是我跟胡先生的一种特殊缘分吧。
高渊：第一次见到胡先生，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丁金宏：记得最后一门课考完后，监考老师跟我们几个考生说，胡老先生想见你们。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考试成绩还没出来，导师就要求见面了，放在今天更不可想象。
那年胡先生85岁，带着两三位学术助手，在华东师大工会跟我们作了面谈。交流过程中，胡先生思路非常清楚，对中国人口走势了如指掌，思维和表达丝毫没有紊乱，说明他身体还是可以的。他不断地问问题，就是想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感兴趣，真的想研究。
我还有一个感觉，觉得他挺急的，迫切希望有人跟着他把人口地理学研究推进下去。“文革”结束后，胡先生在1984年招了第一届博士生，只招一个。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停了一年，到1986年我们这一届是他第二次招生，包括我在内，一下子招了三个。
高渊：你们三位是他的关门弟子？
丁金宏：我们之后，胡先生还招收过博士生。但他年纪越来越大，后来的博士生主要由副导师带了。可以说，我们是他亲自带的最后一届博士生。
高渊：他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
丁金宏：胡先生不是有系统地开课，而是经常叫我们去他家，以漫谈的方式跟我们聊学术。我们既感到荣幸，也很有压力，每次去先生家都要作很多准备。他问得最多的是你最近有什么想法，最近做了什么，如果没达到他的期待，他就会叮嘱我们要抓紧时间。
那时候胡先生住在师大一村，一楼小三室要住他们老夫妻、小儿子胡企中夫妇和女儿，还有一个保姆。我们每次去就在小书房里聊，挺拥挤的。
20世纪80年代末，胡焕庸与博士生在一起，右一为丁金宏
源
高渊：你们跟胡先生交谈时，他会经常提到“胡焕庸线”吗？
丁金宏：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但他不会特别强调这条线的重要性。他是位平和的学者，不会标榜自己的学术成果。
1935年，胡先生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叫做“瑷珲-腾冲线”。一直到1984年7月，美籍华裔人口学家田心源教授到上海拜访胡先生时，提出“瑷珲-腾冲线”早已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畴，被应用于人地关系所能触及的诸多领域，应该称为“胡焕庸线”。这是目前所知“胡焕庸线”称呼的肇始，后来广泛出现在研究文献中，这在相对谦逊的东方学术文化中并不常见。
高渊：在你看来，胡先生在1935年提出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是偶然还是必然？
丁金宏：这要看当年的大背景。20 世纪初期，中国笼罩在甲午战败和庚子赔款的阴影中，除了反思制度痼疾和文化沉疴，庞大的人口数量也被认为是“冤头债主”。由此，人口和土地的尖锐矛盾成为解释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因子。
当时，有不少学者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将过剩人口迁移到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以缓解国家人满为患之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北地区更成为国内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地方大员、民间贤达纷纷建议屯垦实边、开发移民，一时间方案层出不穷。不过，当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开发西北并不积极，即便是多方要求设立的“西北建设委员会”也没批准。
高渊：但正是这种困顿时局，让研究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应运而生？
丁金宏：对，当时有不少中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地理，竺可桢和翁文灏等人开始了中国人口地理的启蒙。20世纪30年代初，胡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他循着老师竺可桢的路径研究人口分布问题，更精细地划分人口地理单元，制作了江苏省江宁、句容等地的乡镇尺度的人口分布图，并用地形、土壤等地理要素加以解释。1935 年发表了《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将安徽省分成皖北旱粮区、皖中稻米区、皖南及皖西茶山区四个农产区域，并据此解释人口分布。
在省、县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础上，胡先生在作全国人口县级分辨率的地图制作和研究工作。他写《中国人口之分布》时，首要难题是人口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胡先生尽量采用1935年当年的最新数据，但现实状况是只有浙江、山西等六省的县级统计是齐全的。他花了极大精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核算了各地人口，其中江苏、安徽等17 个省的数据取自政府报告，直辖市、租界的数据主要取自《统计月报》和英国《政治家年鉴》，四川、贵州、福建三省因缺乏新近数据，不得不采用1925 年的邮政统计数据，藏族人口及西康、青海两省人口根据经验作了主观估计。此外，他还用了一些《申报年鉴》、英文《中国年鉴》等的零星数据。
经过细针密缕的整理，胡先生实现了中国大陆人口数据的第一次县级统计单元完整拼合，他自己也不无自豪地称为“全国人口比较最完备之统计”。
高渊：著名的“瑷珲-腾冲线”就此诞生了？
丁金宏：胡先生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他用一个点代表2万人，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8个等级，直观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
然后，他将人口密度等级跟自然地理属性作了对应分析。比如人口最密的第一级对应稻作平原，第二级为旱作冲积平原，第三级为沿江沿河局部平原，其下为丘陵、山地、高原等，确立了以地形、气候为条件，以粮食生产为关键中间变量的人口地理分析范式。
在完成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之后，胡先生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这就是“瑷珲—腾冲线”。这条线画龙点睛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格局，是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渐变过程中的突变线。
高渊：但当年，胡先生为何没有把这条线画在文章的附图上？
丁金宏：确实，他在文中提出了这条线，但并没有真实划出这条线，这多少有点让人感到意外。直到1989年，胡焕庸和伍理用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5 年人口统计数据，重新精绘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密度图，才将“瑷珲-腾冲线”落实在地图上。
根据我们的揣测，他当时没有直接画出来，很可能因为“瑷珲-腾冲线”不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的学术重心。但后来，却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之一。
胡焕庸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留影
1935年，胡焕庸代表作《中国人口之分布》发表在《地理学报》上
稳
高渊：从提出这条线，到真正画出这条线，胡先生用了整整54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时间验证了这条线的科学性？
丁金宏：其实，当年胡先生对中国人口分布的研究，特别是“瑷珲-腾冲线”的发现，很快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胡先生自己回忆说，1945年底他到美国考察时，就发现他的论文被美国地理学会全文翻译印出，随同他们发行的《地理评论》分送各方。1948年，一位美国学者发表论文《战前中国人口：分布与密度》，系统介绍了胡焕庸对中国人口分布所作的开创性研究。
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很大争议，人口研究成为敏感问题。直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有关中国人口地理分布和“瑷珲-腾冲线”的验证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胡先生本人根据这次普查数据，核算了这条线两侧的人口比例，发现东南地区的人口比重由原来的96%略减到94.4%，相应地西北人口比重从原来的4%上升到5.6%，两侧的人口密度悬殊格局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高渊：有个学术名词叫“顽健性”，用来形容“胡焕庸线”是否很恰当？
丁金宏：确实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又有学者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胡焕庸线”东西部的人口比例变化幅度仅为1.8%。
2015年是“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我跟其他学者一起，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作了进一步验证。由于分辨精度不同，各自的结果也略有差别，我们发现“胡焕庸线”以西人口占比大致在5.6%到6.3%，仅比1990年略有上升。这再一次显示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或者说顽健性。
高渊：“胡焕庸线”从提出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为什么依然这么稳定？
丁金宏：胡先生在写《中国人口之分布》时，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地形，二是气候特别是雨量。一方面，“胡焕庸线”与中国地形的第二、三台阶分界线较为吻合; 另一方面，“胡焕庸线”又与400毫米等降雨量线较为贴近。这说明，地形及气候条件的作用是宏观准确的，也是综合叠加的。
而且，“胡焕庸线”位于农牧交错带上，这条线两侧的农业生产方式差别显著，东南部以耕作业为主，西北部以畜牧业为主，耕作业的土地生产效率比畜牧业高，从而决定了人口承载力的差异性。再进一步看，“胡焕庸线”是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即陆地生态系统原始生产力的分界线。
另外，葛剑雄教授认为，“胡焕庸线”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清朝晚期才基本定形，它的稳定性是历史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甚至永恒的，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更多的探索。
高渊：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人试图挑战或者调整“胡焕庸线”？
丁金宏：曾有地理学者提出，中国的地理分界线应该是“漠河-腾冲线”，而非“瑷珲-腾冲线”，漠河在瑷珲西北方向大约500公里。
他没有说明这样调整的必要性，我推测可能是出于两种考虑。其一，“漠河-腾冲线”将国土分为面积大致相等的两部分；其二，漠河是中国纬度最北的一个县，视觉上更具有顶点意义。
高渊：胡先生对这样的改动持什么态度？
丁金宏：他当然不同意，但也没有写文章去驳斥。我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照例去胡先生家上课，他提了一句，说这样的改动有什么意思呢，漠河有什么特殊性？
其实这样的修改，对“胡焕庸线”的地位影响甚微。胡先生当年提出这条线时，中国版图跟现在不同，漠河的顶点意义及“漠河-腾冲线”的国土均分意义都不成立。更何况，这样调整后，西北侧的人口比重反而升到10%，而且线上很多地方的地理类型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具备地理上的分界线意义。所以过了一段时间，这条“漠河-腾冲线”就基本没人再提了。
1945年至1947年，胡焕庸在美国考察
热
高渊：以往，人们广为知晓的是“秦岭-淮河线”“长城线”等。而现在，从社会热度上看，“胡焕庸线”的被议论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前两者。从学术地位上看，这三条线是否可以等量齐观？
丁金宏：我认为，“胡焕庸线”已逐渐确立为国家地理分界。
所谓国家地理分界，是指较大规模国家的国内顶级区域分界线。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多样，顶级地理区域有多种习惯分法，比如以 “秦岭-淮河线”或“长江线”来划分南方与北方，以“长城线”划分塞内与塞外，以南北向结合省界划分为沿海、内地或东中西三大地带，以地形落差轮廓划分为高、中、低三大台阶等。
“胡焕庸线”形式上发端于人口密度差异，而实质上深刻揭示了中国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的综合分异格局。从这条线可以看到，直接影响人口密度的是人类活动因子，包括农业的生产方式、工业的交通条件、商业的集聚区位等，而潜藏在人类活动之后的是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气温降水、土壤植被等。在“胡焕庸线”西北的地区，自然条件、农业基础、交通条件、城市发展等跟东南地区形成强烈反差，导致人口相对稀疏。
可以确认，“胡焕庸线”是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在国家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越来越彰显出它的辨识度、科学性和稳定性，正在成为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并列的又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
高渊：不过，当“胡焕庸线”日益成为市井谈资，是否存在穿凿附会和过度引申的问题？
丁金宏：“胡焕庸线”依托于中国的自然地理基础，很多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社会经济甚至文化现象，都会跟这条线产生或多或少的关联，由此导致了纷繁复杂的引申探索。
比如，有人认为这条线区分了中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宏观地域差异性，东南地区不仅城市化领先，农村发展水平也明显高于西部；有人发现中国人口高流出区与高流入区，在这条线东南半壁呈互补关系，低流出区与低流入区则在西北半壁基本一致；也有人验证在这条线东南侧城市化水平与环境污染状况是负相关，而西北侧为正相关等。
把“胡焕庸线”延伸到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等方面，是顺理成章的。但也有一些研究引申到更广泛的领域，有些有待于验证，更有一些则近乎猎奇了。有人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家庭规模演变的一条分界线，两侧家庭都在小型化过程中，但是西北部家庭规模收缩更快；有人说这条线对中国入境旅游空间有分界意义，东南多热点，西北多冷点；还有人认为这条线是中国人集体主义精神的分界线。
高渊：有些离奇的过度引申，其实是在消费“胡焕庸线”了。
丁金宏：“胡焕庸线”的本质是人地关系，而人与地这两个维度都有充分的可延展性，近年日见繁盛的引申研究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当下的研究应该多思考这条线与人口均衡发展的关系，西北地区如何增加发展机会、增进社会福利，以及这条线在后工业社会、大数据时代的新表现等。只有科学、严谨、务实地研究人地关系新命题，才能让“胡焕庸线”更好地服务于国情认知和国家建设。
而那些关于“胡焕庸线”穿凿附会的所谓研究，是对“胡焕庸线”的不恰当的“学术消费”，是不值得提倡的。
家
高渊：你们兄弟姐妹有七位？
胡企中：对，我最小，排行老七。我是1944年12月生在重庆，那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临时搬到了重庆。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43岁，他当过中央大学教务长，不过我出生时应该已经辞掉这个职务了。
父亲的原配夫人因病去世后，留下三个儿子。我的母亲是南京人，但因为外祖父在新疆，少女时代是在塔城度过的。她十五六岁跟家人回南京，后来考上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算大龄了，经人介绍跟父亲结了婚。
高渊：父母之间是怎样的相处关系？
胡企中：我母亲非常善良，她和父亲结婚第三天，晚上就带着襁褓中的三哥睡了。我父亲一直以事业为重，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时，他没带母亲和孩子，而是带着学生们先出发。我母亲是在南京大屠杀前夕，侥幸带着老人和孩子挤上了西行的轮船。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拒绝了去台湾的机票，后来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然后去安徽蚌埠的治淮委员会，再去怀远筹办淮河水利专科学校，都是他一个人先去，母亲带着孩子们再跟去。母亲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她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后来她跟每一个儿媳妇说，你们一定要自立，不能不工作，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高渊：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华东师范大学的？
胡企中：父亲1950年到水利部治淮委员会工作，带队从皖北到苏北进行实地考察，完成了苏北灌溉总渠的勘测定线。1952年建成后，淮河的洪涝灾害得到了有效遏制。
他是1953年调到华东师大地理系任教，这次也是他先来上海，母亲随后再过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母亲踩着父亲的脚印跟着他。当时，我的大哥二哥都很大了，其他哥哥姐姐都在外上学，所以家里母亲只带了我一个。
高渊：胡先生到华东师大是52岁，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他在华东师大过得怎么样？
胡企中：应该说，学校对我父亲是不错的。从工作上讲，1957年华东师大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由我父亲担任主任，这是中国高校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文革”后，1981年华东师大恢复重建人口研究室，还是由我父亲当主任，当时他已经80岁了。1983年，学校成立人口研究所，父亲是首任所长。他是1990年申请退休获准的，那年89岁。
从生活上来讲，父亲刚来时，学校分给他三间新建的平房。过了几年，又让我们住进一个小洋房的底楼，有好几个房间。“文革”中，我们搬进一个15平方米的平房，那当然很小。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给父亲分了一套一楼的小三房，那时候丁金宏他们经常来家里上课。到了1990年，学校分给父亲一套新房，虽然面积只有100平方米，但有5个房间，我家那个老保姆也有地方住了。
高渊：老先生年纪大了后，日常生活有什么习惯？
胡企中：他白天就是看书，经常看原版书。记得那时候傍晚我陪他在校园里散步，他老是教导我，要想了解学科前沿的东西，就要看原版书，几个大语种都要会。
他对孙辈的要求是，做作业时一人一套字典，不要互相借。他在房间里踱步，看到谁头太低了，就敲敲桌子。他吃得很简单，早上和中午都是吃面条，下午三四点吃点小点心，晚饭是不吃的。
丁金宏：我每次去，觉得胡先生天天都在思考中国人口的重大问题。他是非常勤奋的，早上一睁眼就在琢磨看什么书，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家都围着胡先生转，他是家里的中心，要看什么书，别人就赶紧给他递上。有段时候，他家旁边建大楼，打桩声非常响，他就夹着几本书去工会看。
我真难以想象，胡先生80多岁时，还经常发表论文，每一两年还会出版一本专著。而且他是用左手写作的，真是惜时如金。
高渊：老先生的最后岁月是怎么度过的？
胡企中：记得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父亲坐在藤椅上双眼翻白。我妻子一边喊一边用力掐人中，过了一会儿，一口气终于喘上来了。那以后，父亲的身体明显变差，没多久就住进了华东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四年零一个月，最后陷入弥留时，医生问我们要不要切开气管，我们说不要了，父亲虚岁98了，不要徒增痛苦。
丁金宏：胡先生住进华东医院后，我因为已经留校工作，经常去看他。他住的是双人病房，同房间的是上海文学界的前辈于伶先生。一开始他身体还可以，能跟我聊聊，还给我介绍于先生。
1998年4月30日，我们人口所全体老师去扬州春游，我因为去过了就没去。也真是天意，那天我想有段时间没去看胡先生了，应该去一趟。到医院时，胡企中夫妇都在，看到胡先生躺在病床上呼吸急促，脸上还遮着纱布，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刚回到家，就接到胡企中妻子的电话，说爸爸走了。
胡焕庸与夫人桂秀君
变
高渊：胡先生已经故去20多年了，而对于这条神奇的“胡焕庸线”，社会各界兴趣越来越浓，不少人都想开着车跑一跑，还有人想举办汽车拉力赛。从科研的角度看，你觉得应该跑一跑吗？
丁金宏：中国有三条国家级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线”和“长城线”有着很强的具象性，而“胡焕庸线”的具象性不够，胡先生只告诉我们两个端点。这条线上的地理形态很复杂，非常有必要亲自走一走。
我在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愿望，但一直到最近才实现。从2019年到2020年，我带着学生开车跑完了全程。
高渊：你们是一口气跑完，还是分段跑？除了看地形地貌，还重点看了什么？
丁金宏：我们是分段跑的，在线上两个月，前后历时一年。第一段先到瑷珲，然后租车往南跑，先把东北跑完；第二段是从腾冲往北跑，把云南、四川跑完；第三段受去年年初疫情影响，直到9月份才跑完了山西、陕西等地。
我们不可能完全在线上跑，因为并没有一条按“胡焕庸线”修造的公路，而且线上有火山和地震带。我们就像缝衣服那样，沿着线上下来回穿梭。原则是尽可能地贴近“胡焕庸线”，包括横断山脉和秦岭等都跑了。
高渊：这一路跑下来，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丁金宏：应该说，我们亲眼确认了“胡焕庸线”对国家地理分界的意义。这条线上，有些段明显是南北地理分界线，也有些段是东西地理分界线，这种直观感受是从地图上得不到的。
我们不仅看地形地貌，还要去沿线老百姓的家、博物馆等等。因为从本质说，“胡焕庸线”不仅仅是自然地理分界线，更深层的内涵是人地关系。我正在写一本这条线上人地关系的书，这趟旅程让我终身受益。
高渊：从胡先生的一生来看，他的学术领域很宽，“瑷珲-腾冲线”甚至不是他那篇学术论文的重点。为什么在他逝世后，这条线被尊称为“胡焕庸线”，似乎成了胡先生最大的学术遗产？
丁金宏：胡先生是一位跨文史地领域的大师，一生著述非常多，但如果从实际影响力来看，“胡焕庸线”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中国自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的矛盾渐渐突显。清初人口在一亿左右，到清末民初已经增长到4亿多，被称为清代人口奇迹，人口变量和耕地常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竺可桢、翁文灏到胡焕庸，都把土地、农产与人口紧密关联起来，对“地大物博人稠”的国情深表忧虑。
“胡焕庸线”的巨大价值，潜藏于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食物逻辑和就业逻辑中。食物是人类生存不可须臾或缺的资源，现代社会食物虽然可以从市场上获取，但是大规模、远距离的食物运输是不经济的，因此食物的生产能力依然对人口宏观分布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而就业是人口在城市集聚的关键中间变量，农耕条件好的地方往往也适合城市发展，这正是“胡焕庸线”在工业化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高渊：这几年，关于怎样突破“胡焕庸线”的讨论日益增多，这条线真的牢不可破吗？
丁金宏：胡先生提出这条线时，是20 世纪30 年代中期，当时中国人口是4.58 亿，地理学家已经对中国遍地都是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惊讶不已。到如今，中国人口已经突破14 亿，人口增长了两倍，而耕地面积仅增加56%。
“胡焕庸线”是地理国情的一种客观存在，是人口密集与稀疏的分界，不幸的是它也成了富裕与贫穷的分界，这正是希望突破“胡焕庸线”的原因。但这种突破，应该以让西北地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为目标，特别是加强对交通、教育以及生态保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保障基本民生，只有这样才能让西部有更快的发展速度，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高渊：在你看来，突破“胡焕庸线”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丁金宏：无论是公平发展的社会伦理，还是帮扶边远的感情寄托，都应该实施向西部倾斜的积极政策。因为如果听凭市场的安排，消极等待东南地区的机会溢出，那将是长周期、大尺度的经济循环，西北地区是等不起的。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胡焕庸线”的突破，不要只盯着人口数量的比重。对西北地区而言，增加人口密度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目前占全国人口6%未必嫌少，顺其自然多点少点都没问题，重要的是让人民富裕起来，让生态稳定向好。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受访者提供 图片编辑：曹立媛
来源：作者：高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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