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和宁夏的老辈人里头，不知道马鸿宾的人应属寥寥。同为声名鹊起的临夏州“西北三马”军阀之一，马鸿宾不像马步芳那样阴毒狠辣，也不似马鸿逵一般老奸巨猾。他给大多数甘宁两省的人的印象是“儒将”，甚至是“马善人”。
20世纪40年代后期，正当西北人民喜迎解放之时，“西北三马”却面临着历史的抉择，最终三马分道扬镳，走出不同的人生。
马步芳出逃大陆，客死异国。马鸿逵败走台湾，漂泊于美利坚。而马鸿宾却在1949年9月揭竿而起、和平起义，投入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
英烈之后，儒将风范
马鸿宾选择了与二马不同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他的人物性格、家庭背景以及深刻的时代烙印应是主因。
有人说，如果论“西北三马”的实力，马鸿宾应该是最弱的。但是如果论年龄、资历、影响力，马鸿宾应该是西北群马的翘楚。
从辈分上可以看出，马鸿宾是马鸿逵的堂兄。而纵横西北、桀骜不驯的马步芳在马鸿宾面前，也要尊称一声“叔父”。
马鸿宾的父亲马福禄在马家家族很出名，是清末的武进士，曾在朝廷当差。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马福禄忠贞不渝、以身殉职，是马家家族的榜样和自豪。
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受其长兄马福禄的荫庇，在西北成就了一番基业。因此，虽然马鸿宾是马福祥的大侄子，但是马福祥对他比自己的儿子还看重，南征北战都带着他。马鸿宾也很是争气，军旅生涯锻炼出一身文韬武略。
这直接导致马福祥的儿子马鸿逵一度对这个堂兄又嫉又恨。马鸿宾虽有叔父的厚爱，但幼年失祜的他心理十分敏感，总有种傍人门户的自尊心作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与“西北群马”截然不同的做事稳重、自力更生、行不苟合的性格。
此外，与马步芳利用宗教和民族维护其独裁统治截然不同，马鸿宾受马福祥的影响，有相对开明的宗教和民族观念。同时，他又喜欢研究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这在“西北群马”中是极为罕见的。
马步芳
有人回忆，由于受孔孟之道教化，马鸿宾虽然步步高升，但每到一处对百姓均秋毫无犯，实行仁政。他自己平时生活十分节俭，中庸之道、明哲保身是其奉行的人生哲学。
这些应该都是马鸿宾力排众议、毅然投诚的内因。
审时度势，揭竿而起
1949年8月26日，解放军攻破“固若金汤”的金城兰州，随后挥师北上，直指宁夏。同时，解放军也派出了不少西北地区的德高望重之士，劝说当时盘踞在宁夏的马鸿逵和马鸿宾，释放出和平解放的诚意。
面对来势汹汹的解放大军以及部分民主人士的游说，矢志效忠蒋介石的马鸿逵对和平解放断然拒绝，定要负隅顽抗到底，而马鸿宾心里却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当时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马鸿宾的好感。彭认为马鸿宾在宁夏民调不错，是个好人。这让马鸿宾认为自己投靠解放军至少没有生命危险。
面对我军的大军来袭，马鸿逵私下里曾经不止一次地劝说过马鸿宾携带金银逃到香港或者国外去。
但是跟马步芳和马鸿逵不同，马鸿宾一生清廉为官，本身就没什么积蓄。再加之马氏兄弟两人由于军权等关系早已貌合神离，借助马鸿逵的财物和力量跑到国外，势必又回到处处掣肘、仰人鼻息的境地。
况且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马鸿宾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故土难离，中国人讲的是落叶归根，抛弃了家庭和部下跑到异国他乡，实在没什么意义。
在1949年9月14日解放军攻占马鸿宾根据地宁夏中卫县后，马鸿宾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人生的岔道口，要做出选择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鸿逵在吩咐完自己儿子马敦静要誓死抵抗之后，自己却连夜飞往了重庆——这无疑对于马鸿宾的投诚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此时，解放军也从兰州派来了和谈代表，进行游说，宣传党的宽大政策。为了稳妥期间，马鸿宾乘坐飞机来到包头，向老友傅作义和邓宝珊征询意见。
傅作义、邓宝珊和马鸿宾就起义投诚之事抵足长谈，直到深夜。原来，傅、邓二人也在策划绥远起义。面对老朋友，马鸿宾将自己的疑虑合盘端出。原来马鸿宾之前与当时还是红军的我党军队交战过，狐疑两端的原因就是害怕解放军重翻旧账。
傅、邓二人以北京和平解放为例，苦口婆心地向马鸿宾解释了解放军的政策，并表示马鸿宾是宁夏的老长官，为了地方的黎民百姓和旧部，应及早投诚。
与傅、邓二人的交谈无异于给马鸿宾吃下了定心丸。
在9月18日回到宁夏银川后，9月19日，马惇靖遵从父命，在宁夏中卫起义投诚，我解放军也信守诺言，保证了马鸿宾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表示要负隅顽抗到底的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则搭上了逃亡重庆的飞机。
9月22日，解放军对于银川城进行了总攻。由于马鸿逵父子的逃走，银川城里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有垂死挣扎的，有四散奔逃的，甚至出现了打砸抢现象。
面对此情此景，马鸿宾显示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宽广的胸襟。他亲自召集军官们召开会议，动员城内马鸿逵旧部投诚。在曾经的“老长官”的感召下，城内的主要将领纷纷打开城门，缴械投降。
在向彭德怀致电之后，马鸿宾亲自开了城门，调集几十辆卡车，迎接解放军进城。
这些主动投诚的马鸿宾旧部，全部被整编进解放军部队，在解放后驻扎在宁夏，成为建设部队，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马鸿宾对于宁夏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得益于他内心埋藏的向往光明的种子。1949年12月23日，马鸿宾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此他的人生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爱党爱国，造福一方
1950年1月8日，马鸿宾当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政协副主席。1954年，已达古稀高龄的马鸿宾又当选为甘肃省人政府第一副省长，这充分说明党和人民对他的肯定。而他自己也不辱使命，为人民和社会做了诸多贡献。
马鸿宾一生生活简朴，住的房子从来不是富丽堂皇，而是几间窑洞和土木结构的房子。日常饮食也由家人操办，早餐吃一点胡萝卜和粥类，午餐和晚餐也十分随意，从不主动要求。就算有贵客造访，招待的饭食也无非是经典的面片和手抓羊肉。
马鸿宾的穿着也很朴素。除非正式场合，他永远是标志性的灰布大褂，一双千层底的布鞋。这在横行一方的“西北群马”中是很罕见的，马鸿逵曾不止一次地讥讽马鸿宾为“大圣人”。
他最喜欢的是读书学习，解放后对有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手不释卷，思想境界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他曾经对身边的人讲，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新的先进思想，自己虽然老了，但是要好好学习，多向人请教。
1951年7月，为支持解放军抗美援朝，他向国家捐赠了一亿人民币。在土改运动中，又是他带头上交了自己的土地，以支持国家政策。
马鸿宾治军扎实，是一名实干家。他十分喜欢枪械，据说在八十一军的时候，每天要趴在地上打靶上百发子弹。由于马鸿宾训练刻苦，所以打靶特别准。每到一处，在处理完军务之后，他都要校验此处军队的枪械。
所以，基本上八十一军的每支枪都由他亲自校准过，校准完后他会让枪械师在枪支的枪托处打上特有的“品”字记号。
马鸿宾把这种精神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他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和西北地区领导的时候，经常深入到基层调研指导工作，得到群众和干部的好评。
1951年国庆，他做的报告对甘肃解放两年来的变化做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他两年来深入甘肃基层调研的结果，也体现了他的文化素质和对广明前途的乐观态度。
1954年甘肃大旱，马鸿宾来到他的故乡临夏县调研。此时，临夏县正在修建水利工程，将夏河水引入县城，马鸿宾调研的时候对此项工程十分重视，勉励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要不畏艰险，办成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之后，在技术人员和工人干部的不懈努力下，水利工程终于竣工，连当时临夏县最干旱的北塬用上了夏河水。马鸿宾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对临夏县“不破楼兰誓不还”的开拓精神给予了肯定。
除了在经济建设和民生上积极投身，马鸿宾对于当地的民族团结更是功不可没。他曾经在各种场合，以近现代甘肃的民族事件为例，语重心长地教育各族人民要以史为鉴，求同存异。他积极通过与党和人民的接触，改变民族之间的误会和隔阂。
他认为中国人民民族内部的纠纷，就应该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本着平等的原则，进行民主协商，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把事态扩大化。
马鸿宾自己也永远秉承着民族互尊互敬这个理念。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飞机场扩建，马鸿宾父亲马福禄和叔父马福祥的坟墓恰好在拆迁范围之列。
得到这个消息后，马鸿宾主动找周总理说明了情况，表示自己要将二老的坟墓迁到甘肃临夏的老家去。周总理对他的深明大义十分赞赏，安排专人负责此事。
1960年10月21日，马鸿宾由于胃癌恶化，经过多方转院治疗，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病魔，于下午在兰州去世，享年77岁。
为此，时任甘肃省第一书记的张仲良和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特地组织社会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也为他送来了花圈，以寄托哀思。
结语
马鸿宾的一生可谓传奇。
他早年参加国民党，驰骋于西北，但没有跟马步芳等人同流合污。他治理地方的理念一直是保境安民，反对暴政，一直给人以谦谦君子的印象。
在全国解放的大潮下，他更是看清了当时形势，揭竿而起，率先投诚，促成了宁夏的和平解放，维护了民族团结。
马鸿宾任甘肃地方政要以来，虽然已然年届古稀、年迈体弱，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一直关注着西北的经济建设和民族团结。
他为人稳重厚道、勤奋踏实，吸收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对中华民族和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历经多次政治活动，在大是大非面前总是能分辨清楚，他以真实的行动践行了作为一名中华赤子的担当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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