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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

从“知名建筑师的儿子”到“有机功能主义大师”,芬兰裔美籍建筑师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终其一生尝试摘去世人强加的标签,在20世纪中叶教条且风格日益僵化的建筑与设计界,以自由的姿态谱写出独树一帜的篇章。值其逝世60周年之际,时尚芭莎艺术带你走近这位建筑大师。

有其父必有其子?

当家族姓氏成为光环,承载之人除却光环带来的理所当然的关注度与荣誉,还必然要承受来自前人的阴影,沙里宁父子也不例外。

彼时,从事建筑与家具设计的父亲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以“天才艺术家”之名享誉业界,且与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和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等著名文艺大家多有往来。出生于艺术世家的儿子埃罗·沙里宁从小便在满是艺术家、音乐家与众多富有创造力的人群中长大。

埃罗·沙里宁在父亲的工作室

沙里宁父子合照

午后阳光自斜窗投射出纤细悠长的阴影,父子二人专注沉浸于各自的绘画世界里,这样的和谐景象常驻于小沙里宁的童年。在父亲工作室的制图桌底玩耍成长的他早已将艺术萌芽刻在血肉中,并完全继承了工作狂父亲视工作高于一切的处事方式。多年后,他回忆道:“除了接受过短暂的雕塑训练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任何事,只是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建筑师。”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从美国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建筑系毕业后,埃罗顺势进入父亲的事务所,自此开始不断探寻属于自己的设计风格。对他来说,在父亲的阴影下工作并不容易。受其设计理念的压制,埃罗难以逃出理性装饰主义与折中主义风格的框架,将具有民族性的浪漫色彩融入流线型的现代建筑中。直至1947年的圣路易斯拱门(St. Louis' Gateway Arch)设计竞赛,他才终于得到第一个能够自由发挥个性的机会。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圣路易斯拱门

这一国家级竞赛由美国建筑师乔治·豪(George Howe)组织,以选拔修建位于圣路易斯市的杰斐逊纪念碑的设计师。参与者不乏如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这样的大师,而沙里宁父子也分别以个人身份投递了设计方案,二人的暗中较量自此拉开帷幕。

第一轮初选后,一封“恭喜沙里宁”的电报被送上门来。人们理所当然地将胜利归于父亲头上,为他庆祝了三天。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这竟是一场乌龙,真正进入第二轮评审并最终赢得竞赛的是埃罗·沙里宁。

沙里宁父子竞争圣路易斯拱门设计竞赛

对于“需要引人注目的元素,不仅要能在远处就被看见,更要能成为这个国家醒目的纪念碑,从而被人们铭记并谈论”这一竞赛要求而言,埃罗的符号化设计完美结合了传统与创新,在充满保守安全牌的方案中令评审耳目一新,并迅速脱颖而出。

不锈钢巨型拱门以192米的跨度自圣路易斯河滨升起,两端形态优美的弧线于同样192米的垂直高度相遇,且横截面随高度的增加而逐渐变窄,形成倒转的拱形悬链,简洁而典雅。埃罗设计的拱门践行了现代主义建筑一贯的抽象面貌,摒除象征性的多余装饰,并带有雕塑般的艺术语言形式。一座没有碑文的纪念碑,成为了现行时代的“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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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中的圣路易斯拱门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圣路易斯拱门

尽管深切体会到“被儿子击败”的受挫感,老沙里宁却不得不承认这一方案是项目的最优解,在误以为自己获胜的一场空欢喜过后,他发自内心地为儿子庆贺胜利。而埃罗则以此役正式打响名声,证实了自己并非“仅是建筑大师的儿子”。

由于土地征用等各方因素限制,拱门的建造工程直至埃罗去世后才得以开始,并于1965年竣工。没能亲眼见证这一巨作的建成落地或许也成为其一件憾事。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圣路易斯拱门

摆脱光环,自立门户

早在1945年,埃罗便与父亲共同开始设计密歇根州的通用汽车公司技术中心(General Motors Technical Center)。但由于材料短缺、通货膨胀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等因素影响,项目开始没多久便被叫停,直至三年后才重新启动,并由埃罗完全接手。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通用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埃罗将父亲原先的流线型设计推翻重来,并追随现代主义大师密斯·凡·德·罗的步伐,以充斥着对称性的理性主义构建出用玻璃与钢铁打造的工厂建筑。如他所言:“就像汽车本身一样,建筑物基本上是组装在一起的,如同在装配线上,由大量生产的单元组成。”1956年开业的通用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广受好评,建筑群向公众开放后,甚至被《建筑论坛》杂志称为“工业凡尔赛宫”。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通用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这一项目的成功并非仅限于场地规划与建筑外部设计,真正惊艳世人的则是内部的布局细节。埃罗在不同大厅中安放了有如雕塑般的大型楼梯,其中置于研究大楼的巨大螺旋形台阶由黑色抛光花岗岩和镀铬金属丝打造而成,蜿蜒向上并直通开放空间,为大厅增添些许张力,仿佛一件装置艺术品在空间内生长、延伸。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通用汽车公司技术中心

自1950年父亲过世后,埃罗彻底摆脱了他的影子,并成立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在其随后的诸多与众不同的设计中,最为出众惊人的莫过于肯尼迪机场的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候机楼(TWA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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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A航站楼建筑外部拱顶形如展翅的巨鹏,这一在许多人眼里稍显刻意的设计实际只是埃罗的无心之举。有关翼拱的来源还有一则毫无根据的趣闻,传说他有天吃早餐时突然灵光一现,联想到这座建筑可能的令人回味的形式,于是将一个柚子挖空,把果皮翻转过来并在中间按压出凹陷,此即建筑的外形特征。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肯尼迪机场TWA航站楼

不再受风格约束的埃罗将柯布西耶的可塑性表现形式主义理念与意大利建筑师皮埃尔·奈尔维惯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结合起来,不断在设计中探索现代主义不同形式的融合。由从对称的四个角部聚向中心的混凝土外壳作为屋顶,外部与内部随处可见的平滑弧线为空间提供了强烈的动势和流动感,与航站楼的飞行概念抽象地契合在一起。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肯尼迪机场TWA航站楼

彼时,这栋建筑备受公众追捧,却在业界不断遭到部分评论家的猛烈抨击。在建筑界的教条时代,埃罗顶住了来自同行的阻力,一意孤行,只望用作品战胜时间的洪流。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TWA已被视作一个功能过时的空符号,翻新改建计划也已被提上议案。

有机功能主义之路

早在1940年,埃罗还在父亲手下工作时,便已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家具与室内设计大师之一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合作,设计的系列座椅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设计竞赛中夺得大奖。由模压胶合板制成的椅子轻巧便捷,并将重点落至更为贴合人体曲线的有机形状,令彼时的家居设计界耳目一新。由此开始,埃罗之名逐渐传开。

埃罗·沙里宁与伊姆斯团队提交的竞赛设计方案

真正使其名声大噪的是随后诞生的“子宫椅”(the Womb Chair)。由玻璃纤维打造的杯状外壳完整的环绕曲线取自圆锥体的几何原理,外形流畅优雅的雕塑感在保证功能性的同时强调了视觉美学,使人能够以任意姿势舒服且安心地蜷缩进椅子,为体验者带来仿佛回到母胎般的心理舒适感。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正在建造的“子宫椅”原型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子宫椅”

埃罗另一极具代表性的“郁金香椅”(the Tulip Chair)设计则是最早的单腿座椅之一。“我们有四腿、三腿椅子,也有两条腿的椅子,但没有人做过单腿座椅,所以我们要这样做。”以圆形与弧线勾勒的边缘减少了家具所占空间,单腿支撑的特征则方便人们随意摆放腿脚和膝盖。其设计有机的自由形态与新材料、新技术相结合,使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埃罗也成为美国独树一帜的有机功能主义大师。

埃罗·沙里宁的设计专利插图,1960年

埃罗·沙里宁设计的“郁金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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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工作狂埃罗被诊断出患有脑瘤,在接受脑部手术后不幸逝世,年仅51岁。次年,美国建筑师协会(AIA)将金奖颁予了他。

埃罗曾表示:“设计的词汇量太有限了,而我的工作正是试图将其字母表扩大到ABC之外。”从打破父亲的光环到独当一面,从现代建筑到家具设计,他在与时代局限的赛跑中不断超越时间,预见未来。

编辑、文谢玮苇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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