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禄宫四化入十二宫(党管军事人才的百年实践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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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校园一瞥。国防大学供图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团队进行集体研讨。资料图片

国防科技大学纳米光电子团队科研人员开展技术攻关。何书远摄/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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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开展双机编队训练,飞行教官驾驶歼-15战机起飞。新华社发

【讲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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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党管军事人才原则,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堪当大任的军事人才,为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强人才支撑。回顾中国共产党党管军事人才百年实践,从中获取经验启示,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把抓人才能力建设与抓政治建设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就开始探索和标定军事人才标准。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后,党开始在国民革命军中涉猎军事人才工作。当时提出,促进兵士“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晓得时代政治”,努力把兵士“变成真正拥护民族解放的战士”。1926年恽代英在给黄埔军校学员作报告时,就提出军官要明了而服从党的主义,能够有充分的作战能力。

红军创立后,党的军事人才标准开始明确化。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规定红军新分子入党的“五个条件”,明确红军除了进行军事训练,还要开展政治训练。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标准,1941年中央军委出台文件,明确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初步统一了军事人才标准。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多次明确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两者缺一不可,要求做到又红又专,并强调政治始终是第一位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干部和人才工作的“四化”方针、江泽民提出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胡锦涛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干部使用标准,都是党管人才的“德才兼备”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从实现党在新时代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高度,明确新时代“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军队好干部标准,强调政治标准是我军人才第一位的标准,政治要求是对我军人才最根本的要求,这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军事人才标准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百年历史表明,党管军事人才首先要与时俱进丰富人才标准,要把抓人才能力建设与抓政治建设统一起来,确保枪杆子掌握在有能力的、且对党绝对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完善政策制度,把军事人才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管军事人才原则和制度创立与发展时期,重在管具体事务和概略设计,并适应战争需要出台单项政策。由于受当时军事能力和水平限制,党管军事人才大量还停留在事务性服务阶段,对人才发展还只能着眼急需从总体上勾勒方向、明确思路,出台一些专项政策制度。比如,1930年,红军颁发《官兵考绩问题的训令》建立单项考评制度、1931年出台《中国工农红军优抚条例》和《红色战士伤亡抚恤条例》、1939年发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940年发布《关于干部之提升与审查工作指示》、1941年发布《关于人事铨叙问题的训令》等等,全军才基本形成三级审批的干部政策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党管军事人才体系形成时期,主要是建立健全各类政策制度,初步形成军事人才政策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逐渐发展,军事人才建设有了环境基础,党管军事人才不再拘泥于管具体事务,而是不断提升层次,军事人才政策制度开始系统化、完备化、科学化。1950年11月,全军召开第一次干部工作会议,1953年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军队干部和人才工作有了统一的法规规范。1955年实行干部薪金制度、军官军衔制度、勋章奖章制度,以及后来施行的预备役军官制度、干部离休退休制度等,逐渐形成党管军事人才的政策制度体系,党管军事人才有了更加全面系统的政策制度支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是党管军事人才体系丰富时期,军事人才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1984年至1988年,健全了干部服役制度、恢复军衔制度、建立文职干部制度,对干部编制岗位、调配交流、考核培训、转业安置等作出大调整。1994年至1997年,围绕领导班子建设规范干部任免工作,健全完善基本法规,初步构建起我军人才建设法规框架。1999年到2003年,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干部制度,修订颁布现役军官法、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以及其他相关配套法规。这一时期,中央军委还颁发《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2020年前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建立颁发军官考评体系、任用程序规定以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基层干部队伍管理等制度,党管军事人才政策制度有了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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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体系重塑重构。习主席把人才强军与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依法治军一体纳入强军战略布局,亲自领导部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政策制度改革,适应我军组织形态的革命性重塑,一系列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相继出台,以军官职业化制度为牵引,形成包括军官、军士、义务兵、文职人员管理在内的制度体系,党管军事人才的政策制度体系实现整体性重构,革命性重塑,军队人才工作迈入快车道、进入新境界。

百年历史表明,政策制度更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稳定性,党管军事人才必须统筹管宏观与管微观、管政治方向和管具体工作,以完善政策制度为基本路径,把党管军事人才纳入法治轨道。

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同时突出自主培养人才

纵观党管军事人才百年史,党历来强调以自主培养为主,集聚延揽保留各类军事人才,致力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一是争取对手人才为我所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十分重视在敌军内部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敌军哗变、起义的同时网罗各类人才,对在战场上俘虏的敌军人才尽量争取为我所用。第一次反围剿中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王诤,是黄埔6期无线电通信专业高才生,被俘后参加红军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无线电通信队队长、无线电学校校长、军委第三局局长,后来担任了军委通信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多次在作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培养了大批通信人员,成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

二是吸引集聚大量社会人才为我所用。党管军事人才从不把目光仅限于军队内部,而是放眼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红军初创时期,在生活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注重运用信仰、主义、党和军队宗旨吸引网罗社会人才。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一切白军官长、士兵,凡愿反日反卖国贼者”“一切被国民党卖国政府所排斥裁遣的失业军人”等等,苏维埃政府或红军都愿为其提供庇护、工作或优待,甚至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集聚延揽了大批社会优秀人才,一批中国最有才气的理科生为八路军造武器,一批最有才情的艺术家为共产党搞宣传,一批最能吃苦最有热情的基层工作者为共产党凝聚人心,甚至连很多日军俘虏都全心全意替共产党瓦解敌军。

再一个是最大限度地自主开发培养人才。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我们党就公开或秘密派遣人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创立红军后,党派部分人员赴苏联军事院校学习,秘密安排人员报考国民党的军事院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红军相继开办各类“流动训练班”,1931年根据毛泽东创办一所“红埔”指示,创办了红军学校,培养出数百名军事人才。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创立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及其分布各根据地的14所分校,共培养了10多万军政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明确提出,在相对和平时期,培养军事人才的方法主要就是办好学校,规定不经院校培训不能提升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全面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建立健全层级分明、专业齐全、规模合理的军队院校体系,构建起“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百年历史表明,党管军事人才必须要有宽广的视野和宽容的肚量,不拘一格吸引延揽、团结集聚各类人才,同时要把军事人才需求立足点,放在自主开发培养上。

爱才敬才护才,形成拴心留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我党集聚各方面人才,既靠理想信念和革命事业,也靠爱才敬才和护才举措。

一是给予军事人才以充分的尊重。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尊重人才是举世闻名的,党的百年史上有许多佳话。1956年2月,毛泽东宴请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收到的请柬上写着他的席位在第37桌,到了宴会厅后却被工作人员领到了第1桌,紧挨毛主席座位的右侧即第一贵宾的位置,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审阅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2017年11月17日,习主席在与一次重要会议的代表合影时,看到93岁的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站在代表中间,习近平握住他的手,请他坐到自己的身旁。可见我们党的领袖对高端国防科技人才是何等的尊重。

二是给予军事人才以充分的信任。淮海战役时,战前毛泽东致电粟裕等,放手让粟裕根据他们自己的部署灵活指挥,既没有规定硬任务,也没有提出特殊要求,明确“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反之,蒋介石在这场重要决战中任用“长腿将军”刘峙为主将,理由据说是觉得刘峙比较“听话”。于是短短几十天时间里,80万美械大军灰飞烟灭。后来有人总结国民党为何失败时说,“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对比之下,充分显示了我们党信任人才的巨大优势。邓小平后来在回顾二野历史时曾谈到,二野每次战斗均由各纵队指挥员负责,刘邓从不亲自指挥战斗行动。事实证明,这种对指挥人才的信任,极大地激发了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被邓小平喻为一种“了不起的力量”。

三是给予军事人才以充分的爱护。我党对军事人才的爱护,还具体体现在对他们生活关怀上。革命战争年代,尽管物质基础薄弱,但党仍从爱护人才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筹措给养、提供优待、改善生活,体现了强烈的爱护人才导向。在苏区,由于经济困难,广大红军指战员、各级党政干部都是实行供给制,一律不发薪金,但对技术人才则特别照顾。《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规定,“各种专门人才在苏区服务之薪金,不受苏维埃薪资条例之限制。每月薪额由六十串至两千串,有特别技能其薪资超过两千串者临时规定之”。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爱护干部的办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照顾他们的困难,即“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对专门人才的家属生活、子女入学等问题给予照顾性安排,我党护才之心可见一斑。

百年历史表明,党管军事人才就必须爱才敬才护才,形成有利于吸引使用保留人才的良好氛围。

(作者:吴志忠,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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