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初六的命格(30年前靠拍照找到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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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思旺,今年56岁,甘肃省定西市将台河村人。我的家乡坐落在黄土塬沟壑间,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我从小爱好文艺,喜欢画画,高中时偶然接触了照相,自此当了30年农村照相师傅。2007年照相馆倒闭后,我外出扛过水泥,当过保安,最终还是回到黄土地,做回农民,但爱好文艺的心一直没变。这是1985年,我和侄子去定西,途经一片被白杨树环绕的草地,我靠着树干休息时侄子抓拍我的照片,我很喜欢。 张思旺/图文

1979年,我在定西县鲁家沟中学读高二。因为喜欢画画,爱好拍照的班主任经常喊我帮着加印照片,学着给黑白照片上色,我因此接触到摄影。这是我制作的自己从12岁到19岁的成长照片。

1980年,我高中毕业,这张毕业证书我一直好好保存着。毕业后,我没有再继续上学。其实我曾和班里其他两位喜欢画画的同学一起参加了高考,结果他们一个被临洮师范录取,另一个进入了中央美院,只有我落榜了。班主任让我复读再考,但当时我的父母已年过六旬,家中没有年轻劳力。为了早点帮家里挣工分,我中断了学业。

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国家开始提倡个体经营。我不想再在田里刨食,便利用高中学到的摄影知识,干起了照相。一开始没有器材,我只能从成本最低的照片上色干起:在县城街头,一个小板凳,一支毛笔,一本水彩上色小本,就是我全部的吃饭家伙。给一寸照片上色收费1角,正常一天下来,我能挣10元。生意不好时,则连吃个大饼的钱都挣不上,晚上住宿只能住在5角一晚的车马店。这是当时练习技术时,我给自己的黑白照片上色。

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买一台自己的相机。做上色大半年,我终于攒了120元。1981年6月,我跟一位客人闲聊,他说儿子在县文化馆上班,手里有一台海鸥203相机要卖。我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第二天就花光所有积蓄,将相机买了回来,此后多年,它一直是我身上最值钱的物件,陪伴了我10年,直到1990年才退休。这些都是我用过的器材,为省钱买的都是二手货,最破旧的就是那台海鸥相机。

我的吃饭家伙从此升级成了一台相机和一辆自行车。那几年,我经常骑着车,带着各种胶卷冲洗设备,下乡串村,给村民们拍全家福、老人肖像和登记照等,走到哪都是租村民家房子,临时搭建影棚暗房。那时,照相师傅是非常时髦的工作,也很受村民欢迎。就这样我走遍了定西周边的大队公社,当时教师的工资每月是42.5元,而我一个月能收入100多元。这是1981年,干完活儿后,我在河滩上摆了个时髦的造型,用剩余胶片拍的纪念照。

那时年轻,20多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经常是白天忙着拍照片,晚上加班洗照片。为了省钱买照相材料,都是扒火车去兰州。1983年新年,我在新买来的影集本上写下了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刻苦地工作,用心地研究,才是提高技术的关键”。

1984年10月,我在参加甘肃会宁物资交流大会时,为甘沟公社的一位少女拍了一张肖像照,照片冲洗出来后,她很满意。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互相认识了。之后又迅速相知和热恋。其实我也不知道当初我为什么吸引了她,也不好意思问,可能是因为照相师傅时髦而且赚钱多吧。

认识半年后,1985年正月初六,我们正式结婚了。虽然自己干的就是照相,但我们那会儿并不时兴拍结婚照。我把我和老婆的单人照片上色,然后用暗房技术将其和结婚证组合在一起,制成了我们特殊的结婚照,这张照片,现在还挂在家里。

婚后,我带着老婆去了内官营镇,在租住的院子里搭起布景,建了一个露天拍照点,很多村民排队来拍照。我们在内官营镇一呆就是7年。那时生意红火,一年能赚1400元。干活时,老婆是我最好的帮手。我掌镜,她就指导村民摆造型,还负责开票收钱、招揽生意;晚上则陪我冲洗、裁切照片。在外走村串户,不管多苦多累,她都时时陪伴在我身边。这是1986年,我和老婆在西岩山公园合影。整天忙着给别人拍照,我们合影的机会并不多。

1986年,我们的大女儿出生了。年轻气盛的我有一种不服输的气概,下决心一定要建一个全村最好的房子。我将拍照所赚的8700元钱都投了进去,但只盖起了房子的主体。1987年,我又奋斗了一年,才有钱把整个房子盖起来。当时,我们的房子是整个村里是最气派的。这是2016年2月,我拍的房子的外景。如今家里又盖了新房,这些老房都已闲置。

1988年,搬进新家后,我用相机拍下了房子里的摆设,这些也是我结婚时添置的家具。这个带抽屉的桌子在当时很流行,桌面上摆的是老婆娘家陪嫁来的暖水瓶和台灯,这些日用品在当时的甘肃农村都是比较贵重的大件,我们都很爱惜地使用。直到现在,这些家具用品依然完好无损。

1988年8月初六的命格(30年前靠拍照找到老婆)-第1张图片

1988年,我们的小家庭又多了一名成员,儿子出生了。我当时在外拍照,加上信息闭塞,直到一个月后回到家,才知道这个消息,心里又激动又开心。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我赚钱的决心也更加坚定。当时想尽办法省钱,胶片都给客人拍了,偶尔有剩余的胶卷,基本都攒着给孩子们拍。这是1990年,我给大女儿和儿子在家中院子里拍的合照。之后没多久,小女儿也出生了,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我们被罚了一大笔钱,小女儿也没分到田地。

1991年5月18日,埋头苦干 11年,我的照相馆终于在巉口镇开业了,起名春光照相馆。正值改革开放,春光寓意吉祥。当时,我们还没足够的能力,只能在镇上租房开店。镇上已经有一家照相馆,我开的是第二家。开业不久,那家照相馆的老板还找上门来说我搅和他生意。这是1992年,我和大女儿坐在照相馆内的人造石头上,拍了一张合影。

照相馆里用的背景布都是我专门请人画的,老婆成了我最钟爱的模特。她会变换不同的造型——穿风衣、穿连衣裙、穿军装、穿喇叭裤、戴墨镜,也会摆出各种当时最流行的摆拍姿势让我拍照。这些照片,成了春光照相馆最美的宣传照。

2000年,三个孩子陆续长大,都到了镇上上学。为了方便他们学习和吃住,我花钱在镇上买了间二十几平米的房子,继续开照相馆。这是原照相馆的房子,由于房子有质量问题,照相馆关门后,我们将房子退回,如今这里已经破败不堪。

2004年,我的大女儿考上了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刻,我激动地直掉眼泪,村里好几年没出过大学生了,在整个家族里,大女儿是第一个大学生。当时,照相馆已经开始受到数码相机兴起的冲击,生意每况愈下,收入刚够维持家里的生活,根本无法支付女儿上大学的学费,最后,靠家里的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凑够了第一年的学费。这是2004年6月,三个孩子的合影。那时儿子在读高一,小女儿读初一,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

2006年,儿子又考取了大学,我既高兴又犯愁。当时的收入根本无法承担两个大学生的学费,无奈之下,我让儿子选择了参军。因为这件事,我一直对儿子心怀愧疚,没钱供他上大学,我觉得非常内疚和自责。2010年春节,当兵的儿子第一次回家探亲,我们一家人在定西天丽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2007年,照相馆开始入不敷出,最终关门了。我把照相馆的设备、二三十张布景、上千张老照片打包起来,一车拉回了家。专门请人画的背景布,挂在家里的小棚子前,当了门帘。

失去固定的经济来源后,为了养家糊口,我先后去兰州、广州和北京打工。一开始在兰州的建筑工地,每天跟水泥、钢筋打交道,两只脚被水泥侵蚀得脱了一层皮,长时间超负荷工作,身体吃不消。后经亲戚介绍,南下广州,在南方医科大学当保安,负责监控视频。这活儿看似简单,但对我这样的农村电脑文盲来说,难如天书。满墙的几十台显示器怎么切换,我学了很久也没弄明白。怕耽误人事儿,我在这儿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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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工作是在北京南四环外一个废旧的工厂看大门。这里远离繁华的城区,大院里除了我,再没别人。这张照片是我看大门时拍的,再看又想起了那时的心情。这就是当时我每天看到的景象,独自一人呆坐着,看太阳一点点落下,然后天完全黑透。

那时儿子在北京当兵,小女儿在北京打工。看大门的工作虽然工资少,但离他们近点,我心里很满足,在这一干就是三年。这是2011年10月1日,国庆节,难得来到市中心,我跟儿子和小女儿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我外出打工期间,老婆留守在村里,看着这个小卖店。小店是1996年开张的,当时盖房和进货总共花了不到1万元。因为房屋年久漏雨,2018年我把小店重新翻修了一下,用我的名字起了店名。

店里主要卖些油盐酱醋、小零食和日化用品,收入能添点家用。2006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大女儿在上大学,家里还欠着三万元的贷款,我和老婆身上的担子非常重。

自从儿子参军入伍后,我们每天都盼着儿子的电话,每年都盼着儿子回家。2008年,由于在部队期间表现优秀,儿子立了功,转了士官,大女儿也在这一年大学毕业当了老师。家里的经济负担减轻,生活也慢慢变好了。儿子的立功喜报,我装裱起来,挂在了家里墙上最显眼的位置。

2012年2月,母亲病重,瘫痪在床,我辞职回乡照料母亲,一直到2013年7月,93岁高龄的母亲去世。母亲的离开让我十分难过,虽说高龄离世算是喜丧,但作为儿女,还是舍不得。我的母亲生活在最艰苦的年代,踮着小脚,操劳一生,最后落叶归根又回到黄土地里。这是2011年,我为母亲拍的照片,也是我最后一次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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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后,我再没离开过家乡。为了生计,重新回到地里刨食。定西穷苦,就苦在缺水。在我们村,每一户院里都有一口水窖,没通自来水之前,水窖就是一家人的命。如果遇到干旱少雨的年头,吃水都成问题,庄稼基本绝收。因此,我们非常珍惜水,倒一脸盆底的水,一家人轮番洗脸。

2013年,村里通了自来水,结束了吃窖水的日子。有了水源后,村里的地大都被流转种上了蔬菜,我家里的10亩川地也是如此。没有了地,我只能就近去菜地干活。起早贪黑,每天都在地里干十几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每天有120元的收入,加上每年出租土地的补助,家庭年收入比以前增长了不少。这是播种前,我在打工的菜地上平整土地。

比起打工时的力不从心,我干农活要好得多,打药、砌菜都很顺手。我们这里的菜地主要种植芹菜,芹菜产量高,市价也高,销路很好。我在菜地里一干就是三年,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被菜地承包商重用,从零工逐渐干到领工,积累了不少经验。下一步,我打算自己承包些土地,也当当老板。这是2018年8月,我在打工的菜地里装芹菜。

照相馆关门后,我还是会随身揣着一个小卡片相机,闲暇时,拍拍村里的人和景致。照相不再是谋生手段后,我的压力反而小了,如今它变成了我的心情写照和寄托,给我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这是2015年8月,家里的葡萄架硕果累累,我给照料葡萄的老婆拍了张生活照。

除了照相,平日里我喜欢喝点小酒,一闲下来,总会约上村里的朋友们喝几杯,兴致来了,干脆蹲在自家小卖店门前,和村里的人喝酒划拳。因为喝酒,我没少跟老婆吵架,孩子们也都非常反感,经常劝我少喝点酒。我知道家里人都是为我好,但戒了几次都失败了。

我还喜欢养花,做一些根雕摆件。可能因为爱好文艺吧,我比较留意身边的事物,走在田间地头,只要遇见好看的树根和石头,就会想办法拿回家。老婆经常嫌弃我捡“垃圾”,说不如当柴火烧了。但这些“垃圾”经过我的构想加工,大都能变得有模有样,好多串门的亲戚朋友想要,我都没舍得送。

2018年2月,儿子成了家,完成了我期待已久的心愿。我感觉身上的担子一瞬间轻了。儿子在家举办婚礼的那天,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我是个非典型的农民。因为爱好文艺,当了照相师傅,赚了些钱。在时代的变化中,又回归土地,重新当起了农民。照了半辈子相,有得有失,但我从来没后悔过。我这大半辈子,最主要的是建立了一个和睦的家庭,对我来说,钱赚多赚少无所谓,只要家庭幸福,我就知足。这是2018年春节,儿子结婚后,我们一家人拍的全家福。过完了苦日子,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家庭成员也一年比一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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