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院之猪是什么样的猪(我的家乡施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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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家乡谈故乡,能大能小。以习惯论,当有人问你是哪里人的时候,要看具体场合而言,在国外,当然说是中国人。在国内,如果是全国性的场合,当以省份答之;在省内,则以省辖市或县、区答之;在市县区,则可以乡镇答之;再往下,则以村(大队)或自然村相答。

作者的家乡黎里古镇

施家港是一个最小的“单位”——自然村,属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雄锋村所辖范围。这里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在那里度过的,是“正儿八经”的家乡。

黎里施家港

施家港在黎里古镇的东南面约3里地的地方,因为一条东西向的小河“施家港”得名,《黎里志》记载“此港自明施工部奇迁居后得名”。村民沿着此河的南北“择水而居”,河的南北各有两个小队,南侧东面是四队,西面是五队;北侧的东面是三队,西面是二队。居住民中“施”姓是大姓,占绝大部分,当然也有凌家场、沈家场、李家场等几处是“异姓”聚集区。

《黎里志》

我家陈姓,据我奶奶说是“上代头”从盛泽过来做女婿“带来”的。到了我祖父那一辈,因为我祖父的姐姐要嫁给姓施的人家,鉴于“同姓不通婚”的“祖训”,我们就“恢复”了陈姓,也成为了施家港的“异姓”。

道院之猪是什么样的猪(我的家乡施家港)-第1张图片

水乡盛泽

听我奶奶说,施家港在“老底子”(以前)是蛮出名的,据说“港上”有几个“拿枪”的,连“太湖强盗”都不敢到施家港“放肆”,所以施家港相对比较“安全”。至于那几个“拿枪”的是什么样的人物,不得而知,也许就是“东洋人”(日本人)来时要找的“支那兵”。

日本兵为啥要找“支那兵”?那是因为有人在施家港东面的尤家港(柳亚子老家所在地)打沉了一艘日本“兵舰”,为了报复,尤家港那个“村窼”被日本兵烧掉了。

柳亚子旧居鸟瞰

除此以外,日本人还四处查找“支那兵”,经常拦截过往船只,抓可疑人物。然后集中在某个地方,让村保长六七岁的儿子——人称“小保长”认,只要是“小保长”不认识的人,就作为“支那兵”杀掉。有一次杀人最多的是从“苏航班”上拦截下来的人,杀在北厍柳家祠堂,史称“芦莘厍周大屠杀”。在这次大屠杀中,我们生产队沈桂生的父亲也被杀害了。原因是他在外面“学生意”,不常回家,“小保长”不认得。

道院之猪是什么样的猪(我的家乡施家港)-第2张图片

芦莘厍周大屠杀纪念馆

施家港经过里北汀、水路里、破罗荡等水域一直往东,可以到达黄浦江。记得我们生产队的大人,在农闲期间会摇船去上海“斫草”,大约一星期或十来天,去时是空船,回来就是满满一船枯草,供队里耕牛越冬饲料之用。

早期摇船斫草

施家港往西,经过湾荡里、后港头等水域,可以通往街上(黎里集镇)市河。这是港上4个小队过去“出街浪”(上街)主要通道。粜谷(交公粮)和拷油、“出猪”(出售生猪)是摇船“出街浪”的最主要的事由。

黎里市河(20世纪90年代摄)

经过脱粒和晒过的稻谷要送到镇上粮库,这就是粜谷。镇上有两个粮库,一个在镇东原黎里中学东面的“九层汇浪”,还有一处是在镇西“罗汉寺”(寺庙早就不存,仅存其名)。

脱粒和晾晒稻谷

粜谷

拷油一般在暑假期间,是生产队的“集体活动”,每家每户都要准备好一些坛坛罐罐,把一年所用的菜油拷回家。拷油的地点是黎里古镇西栅的城隍庙,家长往往会带上自己的孩子一起去。

拷油

黎里禊湖道院(城隍庙)

道院之猪是什么样的猪(我的家乡施家港)-第3张图片

“出猪”是家里的大事,有时会两家人家一起去,地点是浒泾弄的供销社。当时每家每户都有养猪任务的,按照人头,每个人每年必须出售一头猪,以保证城乡居民的吃肉需求。要养成百斤以上的生猪一般要半年时间,因此,半年一次的“出猪”绝对的家庭大事,如果在周末,孩子也是可以去的,跟着去的孩子一般会吃到一碗肉馄饨或一根油条、一只油墩,因为孩子们半年来的割猪草,也是“功不可没”的,理应得到犒劳。

出猪

施家港上有两座小木桥,可以通南北往来,东面一座桥连接四队和三队,西面一座桥连接五队和二队。西桥称为施家港桥,东桥好像没有名字,一般就称东桥。西桥的北堍是施家祠堂,后来改成大队(村)部。据我哥哥说,他还看到过祠堂里的一块碑,后来被作为河桥石,放在大队部南面河边的驳岸下了。

施家港桥

施家祠堂的西面不远处是施家坟,在20世纪70年代被平整掉了。平整后的施家坟地上建造了一所小学——雄峰中心小学,后来成为“带帽子”初中——雄峰中学。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就在这里度过的(小学一二年级是在三队“社场”位置的一个庙里上的)。当时的师资力量很薄弱,主要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代课教师以上山下乡的插青(插队青年)为主,插青又以来源地分为“苏插”(苏州插青)和“沪插”(上海插青)。还有一家下放在三队的“下放户”——“北京人”,他们来自北京,据说男主人是“铁路上”的,他家的小儿子与我是同学,后来也“顶替”去了河南新乡的铁路部门工作了。

插队知青在田头小憩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这个小地方也被波及了,一个姓朱的校长被批斗了。还有一个大人物叫储江(当过省领导)也被“下放”到我们那儿“接受改造”。

农村里的人还是比较淳朴的,不论是“北京人”一家,还是储江那样的“领导”都没有“为难”他们,相反还作了特别照顾,让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轻体力活”。比如,“北京人”只干放牛之类的活,那是我们小孩子都能干的活。

放牛

施家港沿港的4个小队各有一片“社场”,社场主要是用作脱粒和晒谷的场地,也用作夏天“乘风凉”和晚饭后的孩子们“游玩”的聚集场所。

社场

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社场的功用逐渐弱化。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插秧机、收割机得到推广和普及,稻谷脱粒和晒谷已然成了历史,割草、“出猪”、粜谷、拷油等等均已成为孩时的记忆。

插秧机

收割机

改革开放40余年,江南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家乡施家港还是那个施家港,每次回家,都觉得斗换星移,物是人非,真有点回家迷了路的感觉。

本文作者:陈其弟

责任编辑:朱梦亭、吴英

技术编辑:吴英

图片来源:馆藏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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