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几两命(1983年开国上将杨勇病逝)

杨勇上将

前言

1982年，开国上将杨勇被医生检查出肝癌。一年后，癌症很快充满了整个肝脏，杨勇身体里只剩下百分之三的正常肝组织。

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杨勇并没有害怕，他坚持完成自己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得知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杨勇甚至对家人说：“不要再浪费药了，还不如给我打一针，让我安乐死。”

杨勇的女儿看着病重的父亲，感慨地说：“

爸爸是个快节奏的人，连死都是快节奏。

杨成武、杨得志、杨勇

杨勇：还不如给我打一针，让我安乐死

1982年，这天医生查房之后，杨勇有些吃力地对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夫人林彬和两个孩子说，现在我听有关报道说：“有一种药叫‘安乐死’，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你们不说我也很清楚，

反正无可救药了，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药品又那么贵，就不要再浪费药了，还不如给我打一针，让我安乐死……”

那时，刚刚有人提出“安乐死”，杨勇和家人便探讨了“安乐死”的问题。

几天后，张震到医院来看他，杨勇说：“我很疼，还不如早死好，70岁已经够本了。”

大家听后都强忍着泪水，不让他继续往下说。

“死神”无情地一天一天向杨勇逼近。

1977年杨勇和家人合影

医院提出要给他增加营养，说给买点燕窝。那时燕窝一万元1斤，比现在要便宜好多。

但杨勇说什么也不让，摇着头说，吃它干什么？吃它能治病？

当时管他的医生眼泪都出来了。她治疗过许多病人，却没有哪一个像杨勇这样都什么时候了，还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钱。

12月26日，昔日的警卫干事张金方得知杨勇病危，感到很突然，心一阵紧缩，和爱人李春巧从天津赶到北京。

杨勇躺在床上问，部队工作这么忙，你怎么来了？

张金方说，再忙也要来看看你。

杨勇又问，你来了，团里工作有人管吗？

那时，张金方在团里当政委。他强忍着眼泪说，你放心，团里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来护理你，等你好转了我再回去。

杨勇目视着眼前的张金方，吃力地点了点头。

虽然张金方曾是杨勇的警卫员，但是杨勇和林彬早已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不是外人。平时杨勇家做件衣服裤子什么的，有几个孩子的，必然也会有张金方的。排行起来，张金方也算是孩子们中的老大了。

杨勇和林彬

这段时间，杨得志正在京西宾馆开军委会，林彬急火火地给他打电话：“你快来吧，再不来看不上了……”

总参谋长杨得志匆匆赶到医院，其实，他已经几次来医院看望了。

杨勇拉着他的手说：“老杨哥，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告诉医生不要用药了，不起作用，那是浪费，不要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听到杨勇叫自己“老杨哥”，杨得志不禁想起1936年第一次与杨勇见面的情景。

那是毛主席率领红军东征回来，在陕北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期间，大家一起会餐，以茶代酒，祝贺东征胜利。

那是他们最初的相识，杨勇坐在离杨得志不远的一张桌上，互相敬酒。杨勇知道杨得志比他大两岁，脱口就叫老杨哥。

而现在，“老杨哥”还身体健康，“老杨弟”却要告别了。

一想到此，杨得志不禁泪流满面……

杨得志

杨勇不愿撰写回忆录：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孙启增永远也忘不了杨勇。

他也是杨勇曾经的警卫员之一，同样，杨勇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家人看待。

杨勇病重的这段时间，人在医院，孙启增的心就在医院。尽管杨勇多次嘱咐孙启增不要经常过来看他。

有一天，孙启增又来到了杨勇的床前。

到医院，看杨勇不下床，孙启增就说：“这样成天不下地走走，就是健康的人这样也不行。你还是坚持下地走走。”

杨勇说：“现在下不了床，脚特别胀，鞋也穿不上了。”

小孙低下头一看，发现杨勇的脚的确突然“胖”了许多。孙启增说，那就把鞋剪开穿吧，反正是要下地走走好一些。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杨勇还是每天不停地看文件、看报纸，自己强忍着问这问那。

孙启增对林彬说，不能看，再看就没命了。可林彬只能难过地摇摇头。

杨勇（左前）

到了年底，杨勇开始便血，一天拉血一二十次。没过几天，人就拉脱了形，嘴里长满了水泡。

小孙对林彬说，让他讲讲自己的东西吧。大家也都劝他说，讲讲吧。

可杨勇就是不同意，说：“我该讲得早就讲过了，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杨勇的老部下魏鸣森也到医院来了，他对林彬说：“是不是有些事让他说说，他的病也不一定会好，给后人留下点东西吧。”

魏鸣森把这番意思对躺在病床上的杨勇讲了。杨勇摇头，关于自己，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魏鸣森

1976年6月，法国三军参谋长居伊?梅里将军一行9人，在法国大使及武官的陪同下，圆满结束在我国的访问。回国时，他们在乌鲁木齐停留一天，准备换乘法国专机回国。我方送行的是总参副总长何正文及外事局局长柴成文。

那时，杨勇还在新疆军区任司令员，由于总参通知要热情接待，他只好在机场餐厅宴请一次。

双方交谈得很愉快，梅里将军对杨勇说：“您是有名的战将，我们期望早日看到您的回忆录。”

杨勇则说，自己没准备写回忆录。

梅里将军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道：“为什么？您不写回忆录？”

“是的，我不准备写。”

确实，杨勇压根没有准备写回忆录。

1962年杨勇和战士们在一起

朝鲜金城反击战胜利后，秘书王韶华对杨勇说，人家都写文章，您是不是也写？

杨勇说：“谁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不写，死了以后盖棺论定。”

不写回忆录是杨勇的一贯思想，他认为战斗的胜利是集体的胜利，每个人都有份，不要专门突出谁，更不能这杨勇那杨勇的。他说，我以为，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用行动写成的，生前不应该写回忆录宣扬自己，是非功过，要在死后由别人去评定。

杨勇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审查战史或回忆录时，凡是提到他的名字，他都要删去，他自己更是不写自述性的东西。他一生中打了那么多好仗，远的不说，平型关；还有阻止日军过黄河，保卫了陕甘宁；四天连下三城，再破鲁西南重镇；准海战役堵住黄维兵团；渡江战役；成都会战；金城反击战……好多仗都是关系战役全局的胜仗。

因为杨勇从来不宣传自己，也不让别人宣传自己，很多人不了解杨勇。但杨勇依然坚持不写回忆录的原则。

杨勇和朝鲜老乡剥玉米

在拍摄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型纪录片《英雄赞》时，按说志愿军首长应该是个主角，但杨勇却很少露面，他只是让摄影师多拍部队和朝鲜老乡。

就这样，杨勇一生都没有留下多少照片。

1982年6月，贵州省政协、省军区决定出版革命回忆录《回顾贵州解放》一书，专门派人向杨勇约稿。杨勇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他不同意写自己。

杨勇说：“解放大西南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刘邓贺首长的正确指挥，是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斗和各族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我杨勇没做什么，就是做了点事，也是应该的，有什么值得写的？”

经过再三解释，还通过潘淼等老战友做工作，这不是宣传个人，而是宣传党的领导，宣传人民群众在伟大斗争中的历史功勋，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教材，杨勇才答应，抱病写了《回顾贵州解放》一文。

这篇文章也成了杨勇将军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

杨勇在北京军区任司令员期间接见民兵

杨勇女儿感慨：爸爸连死都是快节奏

功勋卓著的杨勇上将走了，静悄悄地走了。

这一天是1983年1月6日1时55分。他才70岁。

其实，

杨勇到去世时还不到70岁，他实际上出生在1914年。

1982年9月13日，参加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秘书处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代表和候补代表有座位，70岁以下的代表不管职务多高一律或站或坐在座椅前的地毯上。当时，杨勇和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一起盘腿而坐。

可能是沿用农村虚一岁的记法，他的档案上写大了一岁，而且是阴历，以后也就这样记录下去了。直到去世后，二儿子杨冀平提出异议，说年龄有误，才把八宝山骨灰盒上杨勇的年龄改过来。

杨勇

在解放军总医院小礼堂遗体告别那天，原定是6000人。长长的送别行列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两点，已经超过一万人。

那一天，邓小平也来了。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军委主办了追悼会。

由于参加追悼会的人数有限，很多敬爱杨勇的大人孩子都围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在冬日的寒风中一直肃立至追悼会结束，这是最后一次为杨勇送行。

当时，

中央军委专门有通知，外地不要来北京参加告别。

广州军区政委王猛还是买了张机票，直奔北京。老上级了，不见心里过意不去，怎么也要见最后一面。曾在新疆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谭友林也赶来了。

谭友林

在杨勇去世前10天，张振川和爱人汤小薇特意从石家庄来北京看望杨勇，但病房门口挂着谢绝探视的牌子。

那些天，来探视的人很多，有的只允许问候一两句，有的甚至只能在门外悄悄看上一眼。张振川夫妇来时，杨勇正在吃中药。夫人林彬和儿子冀平出来和他们说话。汤小薇说，看他们母子都很镇静，说杨勇的病情稳定一点了。张振川从门上的玻璃往里看，杨勇坐在床上，正慢慢地喝汤水，就放下了心，估计问题不大，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面了。

杨勇的女儿京京说：“爸爸是个快节奏的人，连死都是快节奏。”

当时，杨勇平静地对家人说，医生讲我还能活30天到60天。

对医生的话可信可不信，但杨勇明白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他给自己留下了充分余地，说就取个中间数，除去最后10天可能不清醒，再用5天处理私事，我还有30天可以交代工作。

杨勇把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天紧紧张张地做了安排。

宋任穷

宋任穷到医院看他，他像往常一样笑着说，医生讲，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我还有一个月。

他同宋任穷谈起对一些工作的意见，完全不像一个垂危的病人。宋任穷一走出病房，泪水就模糊了双眼。

杨勇和军委秘书长耿飚谈得最多。他还和总政副主任甘渭汉谈了建设革命化、现代化军队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

每次谈工作，杨勇都示意家人离开，然后请人把门关严。

这是他一直保持的老习惯，工作上的事情他从来不让家人听。平时在家约人来谈工作，也是关紧房门。

工作起来，杨勇根本就忘记了是在病房，根本就忘记了他是个垂危的病人，好像在办公室办公一样，平平常常，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林彬和孩子们在门外急得直跺脚，却毫无办法。

杨得志了解他，只要一有任务，他饭不吃觉不睡也要立即执行。

毛泽东与杨勇握手

一天中午，总参的一位负责同志到医院来看杨勇。刚进病房就被值班的护士拦住了。

“首长刚刚才休息，今天一直与他谈话，好像又是工作上的事，很累。您现在最好不要去打扰他。”

这位负责人听后，不无心痛地转身想定。可是刚一转身，他又回来了。他对值班护士说：“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今天我如果见不到老首长杨勇，可能一辈子再也见不上他了……”他说着说着，禁不住眼圈都红了。

原来，这位总参的同志是杨勇的一位老部下，马上就要到外地去工作了。临行前，他要来看老首长一眼。

值班护士听他这么一说，心就软了。但要求他尽快出来。

一见到尊敬的老首长，他就马上过去紧紧握住杨勇的手，所有的话都堵在心里，怎么也说不出来。杨勇从这有力的一握中也体会出部下的真情。

良久，杨勇抬起身，吃力地对他说：“你的事我知道。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要团结群众，要服从组织领导，努力为党工作！”

这位领导使劲地点了点头，表示不忘老首长的指示和教诲。

1949年杨勇和孩子们在河南合影

除了自己过来看杨勇的人外，还有每天被他约到病房谈工作的各部门负责同志。常常是前脚走，后脚来，几乎没有空下来的时间。杨勇提出自己多年来思考的对军队建设的意见，尽其所能解决部队的问题，甚至没有忘掉海岛连队的电机修理。

一天的工作完了，他还是以平常的习惯，要在走廊散一会儿步。

尽管病已经重得不能再重了，他还是保持着一生如此的军人姿态，甚至希望大步流星走路，拐杖常常不知不觉就脱离了地面。

而夫人林彬不得不一再提醒他，慢一点，歇一会儿。

杨勇停下来，为自己又忘记了慢点走而内疚，回头冲林彬笑着。

每天上午，医生来查房，杨勇都说：“我很好，感觉非常好，没有什么不舒服。”

他用明亮的眼睛看着医生，似乎没有注意对方躲躲闪闪的目光。

病房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患的是晚期肝癌，可是从他依然的乐观中，没有一个人相信那个残酷的事实，甚至连医生也在怀疑，是不是检查错了？他的肝脏真的掉出脐了，变成凶恶无比的癌块了吗？他明明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嘛。

以后，林彬提起来就伤心，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杨勇。

杨勇夫人林彬

坚强，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之一

杨勇住院那一段，林彬和儿女都陪在医院里，寸步不离。

头半个月杨勇还能下地走一走，吃点东西。很快，他的病体就承受不住连续工作的辛劳，眼看着身体一天比一天衰退，后来什么也吃不进去了。但是只要自己能挣扎起来，他就坚持自己下床，不麻烦别人。

在得知病因后，杨勇提出三条，不做化疗，不做放疗，不做手术，

听其自然。他说那些是同归于尽的办法，什么用也没有，白白耗费公家的医疗费。

死神大踏步走来，杨勇终于卧床不起。再后来吃什么药都不管事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最后几天，杨勇进入半昏迷状态，但他还在替别人着想，尽量不让别人为自己服务。他不仅自己配合治疗，还多次对亲属说，要尽量减少医护人员的负担。

晚期肝癌在所有癌症中是发展最快的，也是最疼的。杨勇忍受着难以想像的痛苦，但他在家人和来探望的同志们面前却平静又平静，不让他们为他的痛苦担忧，甚至不愿意让他们看出他的痛苦。

后排左二为杨勇

在最后那些天，杨勇的手上鼻子上身上到处都插着管子。但都到了这个份上，杨勇仅仅是浑身虚汗，就没哼哼过。

坚强，可以说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之一。

是工作牵着杨勇的心。工作使他进入到无比亢奋的状态。

他的工作没交代完，其他一切诸如疼痛全都不能干扰他的工作，必须躲得远远的。

就像指挥战场上的千军万马一样，杨勇指挥着“死神”。什么昏迷，什么死亡，不让你过来你就不能过来，我必须把我的工作干完，不干完你捆也捆不走我。

在生命垂危时，杨勇在积极配合治疗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按计划料理他手头的工作。他在和“死神”争分夺秒，却没有一丝慌乱和不安。

他赢了，彻头彻尾地赢了。

在生命的最后两天，杨勇常常一大段一大段地沉睡。杨得志接到消息，再来看望时，他已经深度昏迷。

杨勇、杨成武、杨得志

杨勇的病房在医院老南楼的五层，是个小单元，里面有两间病房，一间杨勇住，一间林彬住。孩子们和陪护的工作人员就在不用的楼梯间搭上地铺。最后那天晚上，突然就不行了，林彬放声大哭。家人和工作人员也都赶快起来了，流着泪守护在杨勇身边。中央军委也来了人。

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监护器，盼望能出现奇迹。

监护器里心脏的波纹越来越平，眼看成了一条直线。

杨勇昏迷着，只剩一口细微的气。

大家都恨自己没有办法阻止“死神”的脚步。

杨勇

杨勇就这么睡着走了，仿佛睡得很熟。

屋里静得吓人，没有人敢惊醒熟睡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