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神级提刑官(古代规定“前贫贱后富贵”不能休妻)

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往“家丑不可外扬”的一些家庭矛盾，或者是家人在道德品质上的瑕疵，时不时地被人在网上传播。究竟是时代变了，观念变了，还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出现诸如此类的现象？其实，古代也有人不惜将配偶的不当行为报官，由于封建社会的法规对妇女保护较弱，因此“报官”者以妇女居多。

彩漆喜酒坛，光绪大婚时浙江进献 故宫博物院藏

假如古代有网络

古代没有互联网，更加没有论坛、微博之类能让个别对婚姻不满者向大众曝光配偶不当行为的平台，但也有古人“冲冠一怒”，想尽办法讨个公道，而且不惜毁掉配偶的事业和前途。

《宋史·陈烈传》记载，福州侯官（今闽侯县南通镇陈厝村）人陈烈生性耿介，恪守古礼，其为人被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推崇，仁宗时任福州州学教授。如今的教授是高等教育体系下的一种职称，而在宋代，教授作为一种官称、职衔长期存在。比如在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时，为了体现皇太子、皇子、皇侄、皇孙等近支皇族间的地位差别，中书门下（政事堂）提议将教授皇侄、皇孙的学官教师的职务，定名为“皇侄、皇孙教授”。

陈烈品行端正，动静皆依古礼，即使对待童仆亦如宾客。乡里人都尊敬他，每教训子女必以陈烈言行为楷模，凡民间办理婚、冠、丧、祭诸典，都要向他请教，博学如陈襄、刘彝等也都向他求教。其门下学生常常有数百人之多，与陈襄、郑穆、周希孟被时人称为“海滨四先生”。放在现代，陈烈的公众形象也是大众的道德楷模。但是，陈烈的妻子偏偏就向官府告状，要求朝廷免去他的官职。

事发于嘉祐三年(1058年)，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夸奖一番陈烈的才学和品行，然后说让陈烈在当地教学，实在是屈才了，而且也不足以展现朝廷宏扬贤德之风。皇上一听，如此才富五斗、品行高洁之人，应该调到朝廷任职，于是就任命陈烈到国子监任直讲。国子监直讲是官名，宋初为国子监讲书，太宗淳化五年(994年)改为国子监直讲。

此时，福建提刑王陶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上书说，陈烈的妻子林氏因为夫妻不和而告到官府，要求免去陈烈的官职。把家庭矛盾闹到官府，还要毁去丈夫的前途，这和当今一些人利用网络自曝家丑有共同点。若是古代有互联网，估计林氏也不屑于跑到官府递状子了，直接发网文控诉丈夫是假道学就行了。

那么陈烈究竟做出什么事，让妻子不惜告官呢？王陶说：“烈以妻林氏疫病瘦丑，遣归其家，十年不视，为林所讼，乞夺所受恩。”用白话文说，就是陈烈嫌弃妻子染病后又瘦又丑，把妻子送回老家，10年都未见面。

林氏控诉陈烈一事发生于宋代，陈烈不用面对互联网时代网民铺天盖地的斥责，官家也不用面临社会舆论压力，事情也就能在小范围内解决。司马光上书说，陈烈确实是守节之士，应该加以保护，如果夫妻之间不和谐，让他们协议离婚就行了，没有必要因为这点事儿就为难陈烈。陈烈一生清廉，任教授职时，凡乡里赠送，一律退回不受，家有余财，还拿出来救济贫穷者。因此，朝廷也没有因为林氏的告状而为难陈烈。

唐代规定可“和离”

像林氏这样到官府告状，要求罢免丈夫官职的，在古代是凤毛麟角。封建社会男女并不平等，女性的合法权益并不像现代一样有完善的法律来保护，就连婚姻也是如此。古代法规中涉及婚姻的条款，对女性的保护相对比男性要弱。

《孔雀东南飞》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氏，被仲卿的母亲驱赶回娘家，她发誓不再改嫁。但她娘家的人一直逼着她再嫁，她只好投水自尽。焦仲卿听到妻子的死讯后，也吊死在自己家里庭院的树上。这一悲剧中，焦母逼儿子休妻的依据就是汉朝著名的“七弃三不去”原则。

“七弃”出自汉代《大戴礼记》，是男子休妻的标准，“三不去”则是不能休妻的情况。“七弃”指的是：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焦母逼迫儿子休妻，就是她认为儿媳“不讲礼节，一举一动全凭自己的意思”，也就是不顺父母。

至于“三不去”，则属于对妇女的保护，包括：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其中“有所娶无所归”指的是结婚时女方父母健在，休妻时已去世，原来的大家庭已不存在，休妻等于是让女方无家可归；“与更三年丧”指的是女方和丈夫一起为父亲或母亲守孝三年，这样的妇女不能被休；“前贫贱后富贵”指的是男方娶妻的时候没权没钱、家境贫寒，后来才发达了、富贵了，就不能休妻。从“七弃三不去”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在婚姻方面的规定对女性极为不利，但也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前贫贱后富贵”。当然并不能说古代的规定比现代好，别忘了古代可以纳妾，所以“前贫贱后富贵不可休妻”只是保护了原配的地位。

相较于汉朝，唐代法律中出现“和离”的条款。《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疏议》对其解释为：“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当然，《唐律》也沿袭了汉朝的“七弃三不去”，只不过“七弃”改称“七出”。

“和离”规定的“彼此情不相得”，更类似现在的“夫妻感情不和”。“和离”的后果是“两愿离者，不坐”，这证明唐朝还是限制离婚的，因为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两愿离者”，那么有一方可能要“坐”，也就是要坐牢了。《唐律》中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意思为女方无“七出或义绝”的行为而男方休妻，男方要被判刑一年半。

宋朝的法律也有保护妇女的规定。比如“夫出外三年不归，听妻改嫁”，指的是丈夫离家三年了还没消息，妻子有权利改嫁。《宋刑统》还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和离者，不坐。”在宋代，离婚、再嫁现象比以前增多不少。

明朝《大明律》和清代《大清律例》都规定了“和离”的条款。古代“和离”的后果与现在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相同的是双方婚姻关系解除，都可以合法再婚。不同的有两处：一是子女由父亲承担抚养义务，从父姓，归入父宗；二是家庭财产一般归男方所有，“和离”也不得分割财产，但清代规定“凡夫与妻不和离异者，其女现在之衣饰嫁妆，凭中给还”，也就是说妻子可带走嫁妆。

“一别两宽”显体面

宋代释普济所著《五灯会元》云：“僧问：‘化城鉴如何是各尚家风？’曰：‘不欲说。’曰：‘为甚如此？’曰：‘家丑不外扬。’”明朝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卷八：“家丑不可外扬，倘若传互外边，被人耻笑，事已至此，且再作区处。”

古代名人也有婚变，比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到达杭州，孤独无依之中，再嫁张汝舟。张汝舟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当婚后发现李清照并无多少财物时，便大失所望，随即不断口角，进而谩骂，甚至拳脚相加。张汝舟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难以容忍。后发现张汝舟还有营私舞弊、虚报举数骗取官职的罪行。李清照便报官告发了张汝舟，并要求离婚。经查属实，张汝舟被除名。李清照虽被获准离婚，但宋代法律规定，妻告夫要判处2年徒刑，经翰林学士綦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李清照被关押9日之后获释。

家丑不可外扬，广而告之的毕竟是个别，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与古代相比，现代的婚姻自由显得如此珍贵。有人在离婚时各自表达对对方的祝福，一个说“一别两宽”，另一个说“各生欢喜”，表现了各自的气度。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出自古人手笔。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代《放妻书》云：

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幽怀合卺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以求一别，物色书之，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

类似的《放妻书》，敦煌出土了十二份。上边的这份《放妻书》不但对妻子送上祝福，还奉上三年的花费。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之间的是是非非，只有当事人知晓。为对方送上一份祝福，自己的人生也更为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