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边城》中塑造的翠翠，成为纯真个性的“代言人”，融入读者的文化记忆之中。资料图片
阅读小说的审美体验，既可能是来自金圣叹所言的“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的传奇快感，也可能是沉浸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琐碎谈资所散发出来的多样趣味。无论当下的视听媒介如何发达，小说叙事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故事母本”，其描绘世界存在的种种“叙事之镜”，将源源不断地提供种类庞杂的故事、形象与主题。叩问小说、辨析小说艺术的审美体验对于读者的影响，为的是更明晰地探秘小说叙事作为一种“审美软实力”的内在特性，从而为小说创作与阅读两方面提供潜在的理论支持。
优秀小说着力塑造让读者“认出”的典型人物，从而认识自我和他人
路遥《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平进城后，自言进城“也没有能拍打净我身上的黄土”。这“身上的黄土”造就的身份底色，让主人公与城市的关系在排斥与接受之间反复震荡。这种震荡所造就的一系列境遇，成就了孙少平这一人物的“典型性”：作为个体，孙少平是特殊的、个别的，但这一个别形象却与一个庞大人群的“精神共相”相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速，越来越多的乡下人进城，青年读者可以在与孙少平这一形象的相遇中“认出”自己。
优秀小说作品最起码的审美创造，是塑造让读者“认出”的典型人物。这种“认出”，不仅包括“认出”与自我相似的人物形象，而且包括自我世界之外的众多他人形象。
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使命，即探索小说人物如何认识自我和他人。现代小说强化了人物心理认识的叙事机制，由此窥见人物深不可测的心理动机与瞬息万变的感知跃动，并从中发现人物与社会之间数不清的关联、冲突与和解。
现代小说所提供的“我是谁”“我是否有价值”“我是否值得被关切”等关于人物身份与情感归属的叙事内容，让读者在志向、习性、趣味、氛围、言语等方面不断“认出”自我与某一小说人物的共同点，甚至发现通过小说人物才可能更好地了解自我。小说人物的困惑与苦恼、喜爱与向往所引发的持续强烈的思想情感共鸣，从“认出”到认同，是读者生成“审美归属感”的一个重要途径。
19世纪以来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让现代小说更倾向于通过社会环境的刻画赋予人物以饱满的心理动机和可信的命运轨迹。小说中，“我”的故事总是与他人的故事混杂在一起，“认出”更多的他人，便可能“认出”主人公思想情感的关系图谱。再者，经由小说认识各类“他人”，熟悉“他人”的生命形态，避免只认可与自我相似人物的美学偏狭，这既能开阔审美的视野，更能赋予阅读过程“审美归属感”以更强大的包容力与开阔性。这样的阅读，与“我”共鸣，也与“他人”共情。如此，才可能为文化共同体中各种各样“他人”的故事、命运与思想情感所打动，方能建构更具广泛性的“审美归属感”。
以当代中国作家塑造的系列农民形象为例。从历史维度看，从《锻炼锻炼》的“小肚疼”“吃不饱”，《李双双小传》的李双双、孙喜旺，到《创业史》的梁生宝、梁三老汉，《山乡巨变》的刘雨生、亭面糊，直至新时期《陈奂生上城》的陈奂生、《人生》的高加林，以及《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孙少安。这些人物的命运与思想情感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读者可以从中“认出”自我或“认出”他人。这种“认出”的审美体验，让读者具体而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更宏大的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塑造与传播，让20世纪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家与读者都成为文化共同体的参与者。鲁迅借笔下的阿Q形象唤醒国人，沈从文塑造翠翠展示至美的乡野想象，柳青刻画梁生宝以推崇集体的力量，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小说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创造，都在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积极参与中华文化共同体“审美归属感”的建构。
优秀小说的人物形象、情境描绘与气氛审美，可以成为集体文化记忆
英国文学理论家卢伯克在著作《小说技巧》里写到，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青年人形象不仅为特定的时代而存在，而且具备了跨时代的文学记忆。他说：“那些青年人，容貌与才能，心情与脾气，都各不相同，但都和各时代、各地方的青年一样富有青春活力——故事有了他们就立刻显得热闹活跃。”“皮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以及他们中间其余的人，都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儿女；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有一点不属于一切时代的。”的确，《战争与和平》作为一部世界经典广泛传播，其所塑造的青年人形象，既属于某个特定的年代，又作为文化记忆的形象符号跨越时代和地域，以“青年化身”的文学形象进入人们的日常阅读视野。世界名著中的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人物亦跨越国界，成为某种性格特征的“代言人”融入阅读者的文化记忆之中。
同样，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亦通过当代读者的阅读活动“活在当下”。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诸葛亮、关羽、张飞、鲁智深、林冲等文学形象，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某种个性、某种气质的感性符号。他们虽是纸上的文学人物，却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朋友”，塑造着中国读者的文化心智。当我们指认某人多愁善感的气质像林黛玉或某人重然诺如关云长时，我们不必复述林黛玉的故事或关羽的传奇，黛玉就是痴情执着的文化记忆，关公就是义薄云天的中华符码。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文化记忆的感性代码，小说叙事中的情境、气氛亦具备了“文化唤醒”价值。以汪曾祺小说为例：《受戒》中，“大英子绣的三双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很多姑娘都走路坐船来看”。为了大英子“乱孱”绣花针法，姑娘们可以跑三十里地来“围观”，如此的闲情逸致，是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工业化消费社会难以想象的生活情境。汪曾祺用小说审美为当代读者保留了风雅与俗趣混杂互渗的“古旧”县城的文化记忆。在高邮县城的叙事博物馆里，走动着戴车匠、连老板、王二、张汉轩、王宝应、八千岁、王四海等人物，他们的生活与小城命运息息相关，演绎着汪曾祺所言的“气氛即人物”的各类风俗画面。汪曾祺的私人审美记忆，通过阅读，其情境描绘与气氛审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文化记忆，为文化共同体成员理解既往与当下提供具象化的记忆资源。
小说叙事审美的艺术表达，其文化记忆的功能不是通过纪念碑、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这样的实体建筑物来维护与传承记忆，而是通过故事、氛围、语言、趣味、习性、格调等感性叙事为一段文化时空来承载记忆，形成其跨越时空的“记忆之场”。小说作品以“知之”，更以“好之”“乐之”的感性魅力，以其独特而珍稀的叙事审美记忆融入当下的文化场域，建构文化共同体的兴味、美感与境界。
只有深沉而开阔的艺术境界，才能让小说形成引领性的精神力量
小说塑造人物，描摹气氛，终究是要成就一部叙事作品的风神气度。艺术境界的高低，对小说的风神气度有着不可低估的内在影响。只有深沉而开阔的艺术境界，才能让小说形成引领性的精神力量。
唐代诗学理论出现了以《二十四诗品》为代表的以境显理的“境界式批评”。通过境界来衡量诗歌作品在人生领悟、历史洞察或宇宙感受等诸方面的差异性品格。诗情缘境生，诗理缘境发，诗歌的“境界式批评”多是通过物境与心境的关联来品鉴艺术境界的高低。小说的艺术境界除了物境与心境，更要通过一系列的遭遇叙述即人物的命运变幻显现主人公的胸襟气象。小说的艺术境界呈现是逐步展开的，这一过程与故事、性格、言语、行为、心理活动特别是人物命运处境连续性变化相伴随。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各色人物，所谓“上上人物”“上中人物”“中上人物”“中下人物”等细分，这是中国美学传统中以人物品藻来评判审美对象的风习在小说评点中的具体运用。《水浒传》中武松与石秀的故事颇有相似之处。金圣叹感叹武松受了冤屈“落落然受之，并不置辩”，这样的英雄“如冰如玉”，石秀则“一片精细，满面狠毒”。“务必辩之：背后辩之，又必当面辩之。”这是金圣叹的高明之处，他不是通过英雄的膂力，而是通过英雄受委屈后的态度指出他们精神气象的落差与处世格局的分野。这样的小说评点，事实上是以人格境界来判分审美境界。
更具超越性精神的《红楼梦》则以深情与苦痛中所隐藏着的人生大谜来成就整部小说的艺术境界。大观园的繁华无限、青春笑语的情境背后，是挥之不去的生命天问，令人肃然，仿佛天地间有超然巨眼，正凝视《红楼梦》中这群小儿女的命运。晴雯这样女仆的死亡，贾宝玉亦表现出无差别的大悲哀和大痛惜。其中，深藏着对情义的大执着。正是这超然眼界与无边悲悯的融合，让《红楼梦》的小说天地具备了王国维所言“宇宙的”“哲学的”艺术境界。
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对艺术境界的自觉追求同样值得瞩目。以王安忆的小说为例。探寻城市中人与时代的关系，始终是王安忆小说的重要主题。她笔下的都市普通人，无论是《富萍》中从乡下到城市讨生活的女主人公，还是《流水三十章》《桃之夭夭》中从城市走入乡野又回到都市的女青年，抑或是《考工记》中与城市一座老宅相伴随的小学教师，他们的命运总是要接受时代浪潮的不断考验。大跨度的时间变幻，不同形态的空间衔接，王安忆笔下的人物无论处于历史的浩荡激情还是静水深流中，他们的爱情、友情、亲情，以及职业、居所等总是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如此，这些主人公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不断应答命运难题。由于这种应答皆来自日常生活的感性层面，王安忆许多作品的主人公所表现出的孤独坚守、负重致远的气质面貌与人格境界，不但是可信的，更是可亲近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精神境界，不是在书斋里想象来的，而是在与那么多平凡的“他人”同命运共呼吸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逐步形成对城市和个体历史的判断、感悟与诗意的遐想。
当代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不但需要出色的故事、人物与结构，更需要经由复杂乃至艰难的经历与思考后，呈现主人公高逸人格与开阔胸襟。经历时代浪潮拍打之后所拓展开来的人格与境界，才可能形成独特的神情气韵，进而召唤当代阅读者的“审美归属感”，塑造新的文化记忆。当代小说创作以境界为旨归，方能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显智慧的穿透力，既有叙事的精度，更有精神气象的广度、深度与韵味。
（作者：余岱宗，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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