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生的今年虚岁多大(舟山群“虎”的年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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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舟山日报-舟山网

乡愁融化在连队特有的欢乐和温馨中

年,究竟是个什么味儿?

对于小孩子来说,也许是各式各样的美味、温暖被窝的香甜、呼朋唤友的放肆、通宵达旦的玩乐。但对于一个即将知天命的中年人来说,又是什么味儿呢?

人到中年,过年唯余添新岁

1月16日,我约在新城教音乐的张辉聊聊年味,行将踏进48周岁“本命年”的他,还有些恍惚。“这就要过年了啊,按照舟山人算‘虚岁’的方法,生下来算1岁,过年加一岁,我这就是快50岁了吧?”

“过年除了论年纪,你还记得啥?”我笑起来。

“没啥了啊。”张辉笑了笑,“又不是小孩子了,过年对我们这种‘半老头’来说,除了知道又老一岁,还能有什么?”

我说:“回忆一下你记忆中最深刻的过年的情景吧,也许能找回一些快乐的感觉。”

张辉转头望着窗外,半晌突然用有些幽幽的语气说:“依稀还有点印象,可是怎么说起呢?”他停顿了一小会儿,“那会儿,反正就是觉着过年高兴,有吃有玩,能跑能疯。”

“那你现在过年有啥不一样,难道没吃没玩?”我跟他抬杠。

“那不一样。”张辉笑起来,“虽然那时候房子很破,衣服很旧,吃的玩的跟现在一比也真不算什么,可就是‘高兴’这一点,找不回来了。其实,过年也就是追求那么点高兴味儿,你说是吧?”

“你小时候的年味究竟在哪里呢?”我追根究底。

“我真说不出来。但现在回想,却只能想起那时候的过年情景,反而30多岁后怎么过年却记不起来了。那些能记住的东西,应该就是‘年味’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货购置现场。 沈友才 摄

1979年,顾客在嵊山供销社购买年货。 资料图

上世纪八十年代,买个电视机过新年。 沈友才 摄

1984年,沈家门的元宵灯会。 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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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的春节,节俭不失丰饶

“我从小在沈家门长大的,那里的乡风民俗,跟定海临城不大一样,倒是跟海岛渔家更贴近一些。”张辉说。

“我家老房子在德顺坊那一带,连片都是旧平房,街坊邻居基本都是撑船人或者工人,经济条件都很一般。那时,我太婆和爷爷奶奶都还健在,6口人住着50来平方米的老房子。因为太挤,爸妈带着我住在阁楼上。”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一到临近过年,几乎家家户户都忙起来。买年货、籴米、挑煤球、剖鱼……大人们似乎有忙不完的活儿。”

“哪儿来的这么多活儿?”我问张辉,“不是说经济条件不好吗?”

“就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困难,所以才要事事自己动手嘛。哪像现在,若懒得打扫,可以请钟点工。那会儿,谁能舍得这份钱。”张辉说,“年味,就在忙忙碌碌中浓厚起来。”

“我家离粮站和煤球厂都不远,我就跟着妈去籴米,挑煤球煤饼。记得粮站卖米的地方,有点像现在的加油站,拿个布袋在接米口等着,过磅之后,米就会‘刷’地一下流进布袋里。”张辉说到这儿,笑了笑,“我喜欢看米流出来的样子,感觉特别好玩。”

“那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计划经济的影子还在。买什么都要有票证。粮票、煤球票、油票、糖票、布票、肉票……我奶奶当家,把一叠叠票证当宝贝收着,平常根本舍不得拿出来用,也只有过年,才会‘铺张’一次。”

“平日里,家中是舍不得买精白米的,吃的都是黄糙米。只有过年,为了招待客人,才会买些精白米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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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负责买菜,我就爱跟着他,因为有不少实惠。”张辉说,“我印象里,小时候的西大菜场还是露天的,感觉那时候天真冷,买菜的人嘴里都哈着白气,屋檐挂着冰凌。爷爷带着我直奔大饼摊,油炸桧、糖糕或是粢饭糕,总有一两样吃食落在我手里……”

“年味”是简朴生活中对丰足的向往

“廿三祭祭灶,廿四掸掸尘,廿五廿六搡点心(指年糕)……”腊月廿三小年夜之后,过年的流程便铺排开来,一桩桩、一件件,你只要循规蹈矩去完成就行。

“真的是每家每户做的都差不多。谢年拜神的仪式都一模一样,菜品也千篇一律,没什么可以特别讲究的,稍能分辨家境的,是上供的是猪头还是肋条肉,年糕哪家更白更糯一些。”

张辉说,自己在当时,也是没有感觉的,只是后来跟长辈们说起、听到,也逐渐悟出当时民生之艰难。

“我这辈人,再早些的苦日子是没经历过的,等到记事已是改革开放春风吹了。用现在的眼光,回看40年前,那日子也确实算艰苦的。”张辉坦言,但就在这份艰苦中,“年味”却丝丝缕缕地洋溢着,因为平日的节俭与过年的丰盛有鲜明对比,反差式的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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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要守岁,但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看春晚,那是后来我十多岁才有的印象,那时只有墙上的广播有着‘呲呲啦啦’的声响。厅堂里,一盏8瓦的日光灯,灯管两头已经有些黑了,还经常跳不起,需要我爸去拧一拧启辉器。 ”张辉说着,记忆仿佛越发清晰起来。

“没人串门,就是家里人守在一起聊聊往事,讲讲故事。小孩子心心念念记挂着门背后的一串炮仗。”张辉强调说,不是后来的烟花,就是“二踢脚”和鞭炮而已。等到过了半夜,此起彼伏地放过后,就可以关门睡觉了。冬夜里,谁都没心思去守岁到天亮。而小孩子,往往捱不到半夜,守着想象中的鞭炮声就睡过去了。

即使如此,依然快乐,因为有盼头。枕头底下,是除夕夜的压岁钱,里面可能是一两张“拖拉机手”,当然,“炼钢工人”或是“大团结”,是张辉十多岁以后才有的压岁钱。

正月的头三天,基本是在祭祖、拜年的喧闹声中度过的,平日里见不到的吃食,等了几个月的一身新行头,便都在这个时段“现身”了。

“入了正月,空气都是暖洋洋的,充斥着一团喜气、和气,平日就算再磕磕碰碰的邻居,见了面,脸上也带着笑意。”张辉说,自己印象中的春节,总是有种挥之不去的喜气,连广播里的新闻播报声,也透着一股笑意。

老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坐在沈家门港边晒太阳,聊着年景。海港里,时有机帆船的“突突”声轰鸣起来。正是冬汛,而改革开放又使得生产者热情高涨,逢年过节也开航的渔船不在少数。

说到底,“年味”就是“人情味”

“我在儿时的过年记忆,基本就停留在这里。”张辉说,“你让我讲那时候的乡风民俗,我也真讲不出来,只能把以前看到的说一些给你听。至于记忆中的‘虎’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吧。”

“对了,我记得19岁那年春节,是在部队过的,那还确实跟平常春节有点不一样。”张辉说,“当时,参军在山东那边的部队里,不能回家过春节。”

“1993年的时候,通信还不发达,家里没有电话,联系基本靠写信。寄信之前,还要提前算好时间。如果信到的比较晚,会让父母担忧。”张辉说,写信是为了寄托思念之情,毕竟,之前很多年的春节都是在家乡过的,偶尔孤身在外,自己和父母都会记挂。但身处部队这个大家庭,特殊的迎新方式也很容易掩盖乡愁。

“部队里的过年方式,独具特色,别有情趣。说它独特,那是因为过年的每一项活动都是统一组织的,从贴春联、包饺子、放鞭炮等杂务活儿,到参加团拜会、军民联欢会、看电影等大型集会,都由连队安排。上百号人的连队,像平常训练时那样做到令行禁止。”

“春节里,连队会改善伙食,让官兵们高高兴兴过年。我当时所在的部队位置比较偏,在山区里,条件相当艰苦。腊月廿九放假之后,知道除夕要改善伙食,一帮战友都跑去炊事班帮忙,平时寂静的炊事班一下子热闹起来。”

“杀鸡、宰鱼、煮肉、炸丸子……满鼻子都是油炸香味,耳畔是欢声笑语。虽然我不大习惯北方人的热情,但在这个时刻,也完全融入连队大家庭过年时特有的欢乐和温馨中。”

“包饺子是部队过年的必备节目。除夕之夜,战士们看完电视后就来到连队饭堂包饺子。一个班一张餐桌,那场面仿佛是在开展劳动竞赛。还有战士唱歌的,说笑话的,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完全没隔阂。”

张辉说,自己至今还是很怀念在部队过的春节。虽然不是很习惯,但那是人生中一份很难得的体验。所以,记忆中除了儿时的春节,也就部队的春节感觉有年味儿。

“人到中年,其实再想在现实中寻找到年味,真的有些难。尤其是亲朋故人逐渐离世,过年过节的就容易睹物思人,增添伤感。”张辉说,自己现在觉得,过年过节其实感觉也并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还是亲人在年节里有机会聚一聚,交流一下感情。吃喝玩乐不再重要,唯有亲情在他眼里才是最好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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