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今日立冬。“天水清相入，秋冬气始交。”秋去冬来，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古往今来的书画印中都有表现“立冬”主题的作品，如敦煌出土的汉代简牍、王羲之《冬中帖》、王铎《澹圃山房阔》 、石涛《仿米山水图》、吴昌硕手札等等。深秋，万物安静地飘落、沉眠、潜藏，只愿冬天就这样开始走向更深的时光，不知不觉地与来年的早春邂逅。
立冬是冬季开始。“立，建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此时读到宋末元初诗人书法家仇远关于立冬的诗句：“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感觉极其应景：迟来的丝丝小雨携来了微寒，庭前院落里的树叶半青半黄，还在变色，秋天还没有彻底远去……。仇远是杭州人，所描述的是南国情形。南方的冬天来得要晚一些，即便立冬了，仍是秋色浓郁。西北地区的红黄景象还未完全褪去。而在北国，早已是苍穹混沌、凄风冷雨、寒霜冰雪，以至于万物萧条、落叶翩飞，雁影无踪、蛰虫无痕。
自古多情人易悲。花开一季，人活一生。人生如同四季，春种、夏耕、秋收、冬藏，理当如此。人生须和季节一样分明，遵循自然规律便能心态平和，得以安然。再是严寒的季节，也得学会让心情安暖舒适。落花翩翩，却不尽寂然，因为有墨香、书香相伴，可以思接千载，驰骋万里，沿着古碑帖的幽径，流连砚田无边。执笔为念，默书数行，用心灵去触摸李白的《上阳台》，用深情去感悟苏轼的《寒食帖》，难得有一份惬意。生活是嘈杂的，生命却是孤独的。时间的地老天荒，尘世间的万种风情，都是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希冀。黑白世界中，大小粗细、方正圆斜、浓湿枯淡，相映成趣。这些发自内心的墨痕字迹，乃是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纸张发明和大量运用之前，中国人利用竹简与木牍作为书写载体。西北地区是中国书法的宝库。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并称“四大汉简”，发掘地都在甘肃。近代三大文物发掘中，汉简、写经和甲骨文，成为直接影响书法史进程的大事件。除了甲骨文在中原腹地，汉简和写经都在西北。最重要的是，这两种法书都是墨迹，得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书写的状态。西北处于乾卦之位，按照五行来说，冬天属水，西北方在五行属金。西北乃中国内地通往西域之要道，尤其是两汉时的雍凉之地，乃西北首府所在地，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与第一站。汉时即设四郡，戍兵屯田，成为汉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回想起唐人的诗句，无论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还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所描述的是同一场景。
简牍由官方统一制作，尺寸有严格规定，标准的官方文书纵23厘米，横1.1厘米。除竹简外，主要选用不易晕染、不易折断的胡杨、红柳和松木制作木牍，造价不低。汉简书风的恣肆、率意，不事雕琢，令千年后的我们，怦然心动。这些震撼人心的原大字迹，不过是厘米之内而已。一旦放大，便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正是得益于放大技术，汉简直接引发了晚清以来书风的丕变。无数不知名的作者，创造出不朽的经典。然而在当时，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份报告，也可能是一封家书。因为作者不可计数，遗于后世的汉简作品，风格蔚然大观。汉简不仅有非凡的艺术价值，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即便是军国大事，最终通过细小的个人之事呈现出来。
西汉 敦煌马圈湾简牍
这枚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其实是一份出关“申请书”——“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訢为千秋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元康”为西汉宣帝年号，“十月壬寅朔甲辰”即公元前65年十月初三日。当下辛丑年立冬，恰好也是十月初三。也就是说，这件汉简面世，已经整整2086年。这位女子的丈夫在玉门关外值戍，她在立冬前请求出关，为丈夫送御寒衣服。适逢辛丑立冬，目睹这件汉简，虽然暌违两千余年，却仍能感受到亲情、爱情之美，嘘寒问暖，一如当下。时间仿佛凝固了数千年。
现代人有再熟悉不过的纸本和电子日历，其实古代也有按年月日干支顺序排列的“日历”，使用者们会记录重要事件或者行程，当时叫做“质日”或“视日”。海曲汉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上记：“十四。丁酉、丙申、乙未，夏日至居郭门一（日）。甲午、癸巳、壬辰、丙辰、乙卯、甲寅、癸丑、壬子、立冬、辛亥、癸卯、壬寅、辛丑、庚子、己亥，戊戌冬日至居户一日。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庚辛甲酉亥子不可秩息。”从这件汉简可以看出，天干地支之间，留有长段的空白，留出来用以填写需要办理的事情。历史典籍中最早出现的节气纪录，是《尚书·尧典》的“四仲中星”，即夏至、冬至、春分和秋分。春秋时代，产生了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与“二分二至”，合称“八节”。海曲汉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中残存了春分、夏至、立秋、立冬等属于八节的名称，乃是中国历法中节气演变的见证。
西汉 山东日照海曲简牍《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
汉代是强盛之极的大一统王朝。汉代书法乃至整个汉代艺术因此而呈现出拙朴雄大的气势，展现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这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承载了强大的民族精神。历代王朝越往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融合”，涵盖各种元素的融和。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及这之前的艺术，无疑更为纯正。
魏晋六朝三百年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国家分裂，政权更迭，整个社会像走马灯一样。书法见证人心，纪录时代。这三百年的书法，呈现出多头发展的迹象，甚至不乏乖谬和变异。尽管如此，多头潮流中，仍存“二王”这一主脉，乃魏晋风流的绝佳见证。王羲之《冬中帖》写道：“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怀深，始欲寒。足下常疾何如? 不得近问，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经日甚为虚顿。力及不具。王羲之白。”冬天来了，羲之写信给朋友，天冷了，叮嘱朋友要注意足疾。因为不能当面问候，心里感到过意不去。而自己呢，一直苦于“心痛”，吃不下饭，身体也不太理想。这件手札有章草笔意，显然是个人成功变法之前的作品。王羲之书法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风流倜傥，潇洒出风尘，后世自然有无数的膜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人都是王羲之的门徒，包括像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和王铎这样的大师级人物。
东晋 王羲之《冬中帖》
王铎是学“二王”的高手，在明末异军突起。他的书法来源主要是颜米王三家。王铎极其崇拜米芾，被吴德旋推崇为“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然人品颓丧，因为降清而被与赵孟頫同归于“贰臣”。最有意思的是，董其昌书法同样取法颜米王三家，与王铎却截然不同。所以说，取法二王，本质上涉及到“师面”还是“师心”的问题。这对于当下书风极度雷同的现状，颇有启示。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想与众不同，就一定能做到。
王铎对王羲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章法和墨法上，一生吃着二王的法帖，将尺牍书风拓而为大，“涨墨法”的运用，使得行草书的表现从“线”到“面”，故而有“后王胜前王”的褒奖。当代王蘧常章草出现后，也有一样的评价。书法就是这样，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发展、创新。对比来看，王羲之身处乱世，朝不夕保，所以感慨“死生亦大矣”。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王铎晚年适逢明清易代，天崩地裂，降清后生活了八年，生不如死，极度压抑。从某个角度来说，王铎就是为了书法能有大成而屈膝投降的。当个人书艺炉火纯青之际突然面对生死抉择，心尤不甘。王铎没有选择杀身成仁，而是苟且偷生。同属晚明“三株树”的黄道周和倪元璐，皆从容赴死，很自然地，与王铎身后的声名，判若云泥。王铎晚年的书写材质要好一些，精品迭出。王铎没有辜负自己，极其勤奋，冬夜试笔，呵冻研墨，自抒胸臆，一件是《澹圃山房阔》 诗轴，款字中有“庚寅冬日书”，去世的前两年，笔走龙蛇，万马奔腾。另一件是《赠文吉大词坛》诗轴，对于王铎来说，又是一个不眠的冬夜。书风苍茫博大，然时有怪诞之姿，无疑与心境的压抑有关。
清 王铎《澹圃山房阔》 诗轴
清 王铎《赠文吉大词坛》诗轴
相比王铎的命运多舛，苏轼一生虽然仕途不尽如意，甚至时常处于政治斗争的夹缝中，不是被发配就是在发配的路上，但东坡自有解脱之法，一生快意，在地狱可以活出天堂的滋味，由此成为世界闻名的“最有趣的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要有一颗有趣的灵魂。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不幸，苏轼从容找到化解之法。贬谪到了岭南，吟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诗，被贬至海南，写信给儿子：“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把吃生蚝的事说出去，要是这个秘密被人知道了，恐怕那些北方人听说这里有这么好吃的物事，就该学我，求着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来，跟我争抢这天下的美味。看看，难怪他的政敌要气得半死。苏轼一生虽然颠沛流离，但笔耕不辍，诗文书画收获颇丰。
北宋 苏轼《孟冬薄寒帖》
这件《孟冬薄寒帖》出自《郁孤台法帖》，为南宋聂子述在绍定元年（1228）汇刻于江西赣州府赣县郁孤台。“孟冬”又称“小阳春”，即每年冬季的第一个月。其中写道：“孟冬薄寒，恭惟门下侍郎台候万福。轼即日蒙免，罪戾之余，宠命逾分，区区尺书，岂足上谢。又不敢废此小礼，进退恐栗。未缘趋侍，伏冀上为宗社精调寝兴，下情祝颂之至。谨奉手启，布陈万一，不宣。”这是苏轼对朋友表示感谢的一封信，没有具体特别的事项。虽为刻本，但笔致圆润丰腴、酣畅古雅，为苏轼传世作品中少见。
伊秉绶有强烈的“苏子情结”。嘉庆五年（1800），时任惠州太守的伊秉绶带着下属翻修惠州白鹤峰下的苏轼故居。在清理墨沼时，捞出一方端砚，砚背当中刻着一个“轼”字，侧边有“德有邻”的款。伊秉绶喜不自胜，便将这方苏子砚台视若拱璧。伊秉绶膜拜苏轼，更主要是思想上的认同。苏子活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儒道思想交替作用。嘉庆十二年(1807)，伊秉绶的父亲去世，丁忧回乡，一呆就是八年时光。这是仕途的寂寞之期，却是伊秉绶艺术创作的高峰期。临《裴岑纪功碑》虽说是临，其实乃典型的创作风貌。用笔饱满雄健，结字古拙厚朴，整体气势恢宏。正文共两行，行距靠近，字距稍离，两两相对。“敦、煌、竟”等字笔画虽多，但布白均匀，从容不迫，“大、守、此”等字笔画虽少，但小中见大，厚重磅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幅书曾被转赠。左边留有题跋：“馨圃大兄过小斋，见墨卿太守书此帧，甚好之，因以转赠，己卯春仲，叶尊并识”。题字笔法精到，一气呵成，与正文珠联璧合，成就一段佳话。
清 伊秉绶 临《裴岑纪公碑》，癸亥立冬
在整个清代书家群体中，吴鼒（zī）可谓名不见经传，但因为“鼒”字难写而记住了他。吴鼒是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侍讲学士，善书能画，工骈体文。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墨林今话》。此书比作者本身名气更大。从“试论当酒亦名将，况世说诗存古经”对联来看，主要取法集王《圣教序》，唐代虞世南、褚遂良，兼学董其昌，得俊逸之气，因为诗文修养深厚，字里行间极见文气，所以能在当时的馆阁潮流中独具一格。由其所学，可见当时取法的普遍常态。
清 吴鼒，丙子立冬
面对朝代更迭的历史潮流，个人没办法改变，但可以根据真实的内心做出选择。王铎选择投降，石涛作为帝胄，选择成为遗民。“遗民情结”支配了其一生，也致使石涛一生不合时宜，借助书画探求生命的自在之境，抒写内心，我自为我。遗民情结主导了石涛的山水画创作。从某个角度来说，石涛的确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他是一个艺术哲学家，所以《石涛画语录》能够成为中国画学史乃至中国美学史的压卷之作。上海博物馆藏石涛《仿米山水图》轴款字云：“风急湖宽浪打头，钓渔船小兴难收。请君脱去乌纱帽，月上丝纶再整游。定老年兄远以此纸嘱笔写山，用米颠刷字法，寄上一笑。时辛巳立冬四日清湘瞎尊者写。大涤草堂。”辛巳立冬是1701年，石涛正好是花甲之年。这幅仿米家山水整体上的确有风急湖宽浪打头之气势。字也是学米芾的，可见痛快之意。所谓“诗言志”，由此题款，当知真实不虚。
清 石涛《仿米山水图》，辛巳立冬
吴昌硕和石涛类似，活在一个变革的大时代，但又有不同。石涛面对的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吴昌硕身处的则是新旧时代的转变。吴不是遗民，成了遗老。“海派”中这样的大佬不在少数，诸如沈曾植、康有为、李瑞清和曾熙等。新旧时代相比，市场化和商业化因素的渗透，对于书法家乃至整个艺术家群体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旧传统和新思潮之间，在吴昌硕这一代人身上，呈现出的依然是“旧学”烙印。吴昌硕生性嗜古，其诗尤喜用僻典，故而晦涩高深，但有时也难免迂腐。八十岁时的手札写道：“雨后东篱野色寒，骚人常把落英餐。朱门酒肉熏天臭，醉赏黄华当牡丹。（画菊）色如美玉丰神好，香与芝兰气味同。庭院笙歌初散后，亭亭一树月明中。（画玉兰）荷气迎秋天影，赏秋人醉倚阑干。无风波处真难得，浅水芦花画里看。（画荷）癸亥立冬后三日，成志仁兄雅嘱。”吴昌硕大篆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行草书成熟最早，应用最广泛。笔致老练，收放自如，篆、隶、楷、行、草各种笔法熔于一炉，用墨润燥相宜，结体中宫收紧、四面辐射，风格雄浑苍劲、恣肆老辣，虽是尺幅小品，却有排山倒海之势。吴缶庐一生精力旺盛，创作势头强劲，作品数量丰沛，含金量极高，诗书画印都达到巅峰之境。“甲申立冬”刻“大壶”，边款写道：“甲申立冬日，大壶先生嘱，仓石”，时年41岁。“丙寅立冬”刻“还读书庐”，已经83岁，“老缶不治印已十余年矣，今为大仓先生破格作此，臂痛欲裂。方知衰暮之年，未可与人争竞也。”由此印可知，吴昌硕因为臂膀疼痛，十多年不刻印，对于鉴定其代刀和伪作，具有一定的作用。两枚印章相距近四十年。吴印风格成熟早，但始终没有结壳，勇猛精进，可见大师风范。
近代 吴昌硕手札，癸亥立冬
近代 吴昌硕刻 还读书庐，丙寅立冬
近代 吴昌硕刻 大壶，甲申立冬
吴昌硕有“诗书画印”四绝之称，在其之前有赵之谦，在其之后有齐白石。赵为“海派”先驱，齐则属“京派”，但赵之谦对于齐白石影响很大。齐白石习惯上称自己“诗第一”，有故弄玄虚的意思，其实是印章当家。吴昌硕的印章也属“头牌”。对比来看，吴昌硕算得上古典时代最后一位艺术大师，齐白石称得上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艺术大师。但大师和大师之间也存在落差，尽管风格品评在某些地方缺少可比性，但总的来看，齐白石的艺术深度无法和吴昌硕相颉颃。齐白石的“功劳”，是在绘画题材方面有开拓性，改变了文人画所追求的情趣之美，趋于质朴和家常主题，青菜、萝卜、苍蝇、老鼠等不登大雅之堂的物事成为入画题材。其实早在赵之谦和吴昌硕手中，已经有过一些尝试，只是到了齐白石手中，创作更多而已。立冬到了，北方人喜欢大白菜炖粉条，或者是小鸡炖蘑菇，吃起来热乎乎的，且又方便省心，故而成为家常菜的代表。齐白石很爱画白菜。有关齐白石曾想以自己画的白菜换一车真白菜的段子，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齐白石是真的喜欢大白菜。《白菜》题款：“不独老萍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根。借山翁制。”齐白石喜欢白菜，蕴藏着对家乡的怀念之情，也是对现实生活的知足常乐。
近代 齐白石《白菜》轴，纸本设色
另一件《白菜蘑菇》 题款：“白菜之佳无过北地，菌野之美惟有南方，雁来去时方生。菌类之风味，能超群者此种也。土人呼为雁来，惜无蘑菇等之有大名耳。白石山翁並记。”人对于喜欢吃、习惯吃而后来却有吃不到的东西，会滋生念想。齐白石离开家乡，成了“北漂”。北地的白菜好吃，也易吃到，但家乡那呼作“雁来蕈”的蘑菇却再难吃到，便格外想念。南方的雁来，就是北方雁去之时。时值秋冬之季，美食可以弥补时空位移的缺憾，时不时画一下美食，可以缓解个人心里对人世的五味杂陈。
近代 齐白石《白菜蘑菇》轴，纸本墨笔
针对吴齐篆刻，曾有人提出“有毒”之说。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吴齐皆臻于高寿，风格达到极致，学之者难以化出，开拓空间小；其二，容易只学到毛皮，甚至变得一身习气。相比之下，黄士陵的印风属于开放型，能够发挥的余地大。归根结底，关键还是取决于个人是否为“善学者”。学不好书印，原因多半出在作者自身，不能责备所取法的对象，所以“吴齐印毒”之说，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是以讹传讹，总之，可以休矣。最令人感慨的，是吴齐之间的恩怨龃龉，已成为一桩“公案”。据实而论，吴对齐有提携之情，但对于大家来说，一旦在理念上无法同步和合拍，最终都会分道扬镳。
众所周知，齐白石的老师是王湘绮。其实，齐白石在京城之时，还有一位老师，就是徐州人张伯英。书法史中还有一位张伯英，就是东汉张芝，首创“今草”，被尊为“草圣”。近代张伯英乃碑学大家，是清末探花冯煦的入室弟子。张伯英热衷北碑，过人之处在于舍弃了魏碑点画的锐利形态，追求刚猛、沉着、遒厚的韵味，独树一帜。其实无论是帖学还是碑学，关键在于取法理念，同出一源，各呈其态。张伯英曾在北洋政府任职，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从此开始了鬻字治印的职业生涯。对照其书风来看，可谓“书如其人”。
近代 张伯英，己卯立冬
从赵之谦开始，再到吴昌硕、齐白石，书画家印人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邓散木虽是职业化书印人，但与当下的职业化有本质的不同。“职业化”有两层意思：一是专注力，平生的精力和心思全部集中于此；二是书印成为饭碗。有的偏于前者，有的偏于后者，有的两者侧重。因为此种差异，直接导致风格和趣味不同。邓散木膂力过人，可以直接徒手刻巨大的青铜印章。最惊人的是创作数量，堪称古今第一。一般的印人，平生数量不过三、四千方，多一些的过万，最多的二、三万已是极限，邓散木一天几十方的创作势头，几十年如一日，至少近十万方。“风华正茂”刻于1953年，证明了一点，《毛主席诗词》系列印章这种形式，邓散木很早就已经尝试。广而言之，在“系列主题印”方面，邓散木具有开创性。
当代 邓散木刻 风华正茂，癸巳立冬
相比邓散木的职业化生存状态，台静农的书法属于学者字，但在学者字中又独具一格。学者字一般都比较严谨，甚至难免拘束刻板，但台静农书法却能做到潇洒与凝重兼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陈独秀影响。陈的书法更多一些随性和放浪。台有两件立冬时节的横幅作品。一件“黍米斋”，乃去世前两年所作，风格老辣苍茫。另一件内容是苏轼《望湖楼》诗三首，款字写道：“书苏诗，不觉袭其笔意”，时间要早上五年。历代很多文人，内心对于苏轼天然就有一种向往和崇拜。台静农的作品，落笔险峻，古拙遒劲，点画如刀切玉，利落有神，结字奇崛，笔意高古，有一种冷逸孤傲的韵味。台静农是近当代书家中，学倪元璐而能自出机杼的代表人物。学养深厚、阅历丰富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当代 台静农，癸亥立冬
当代 台静农，戊辰立冬
立冬时分，秋天最后一抹色彩在梦里无声溜走，有时还未来得及享受够温婉和古韵，未来得及参悟那一份寂寥与闲愁，就被催促着来到冬天。“天水清相入，秋冬气始交。”秋去冬来，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其实人的生老病死，又何尝不是如此？丰子恺曾说过：“人生也有冬夏。童年如夏，成年如冬；或少壮如夏，老大如冬。”立冬之后，冬天就会在寒风冷雨中悄然来临。初冬草木凋零，万物匿藏，干净开阔，就像经年岁月中那些空白时段，也带来一季的萧瑟和迷茫。屋外的虫鸣匿迹销声，窗外各种树上金灿灿的黄叶一夜间簌簌地落尽。但愿这深秋的万物安静地飘落、沉眠、潜藏，只愿这难捱的冬天就这样开始走向更深的时光，不知不觉地与来年的早春邂逅。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责任编辑：陆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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