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年号制度
主要传播到了三个地区
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
年号制度在国外的传播
就以朝鲜半岛为始
一、为争雄而设年号的半岛
南北朝晚期至唐初，朝鲜半岛被三大政权分治：北方的高句丽、西南的百济、东南的新罗。高句丽原是归属汉朝的边境王国，趁着中原屡次大乱时崛起，成为地跨辽东与朝鲜半岛北部的辽阔国家，百济与新罗因此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为了争夺半岛上的霸权，它们纷纷学习中国制度以增强国力，这其中就包括年号纪年法。
按《三国史记》，新罗法兴王在位第二十三年（536 年），“始称年号，云建元元年”。因为高句丽的阻隔，新罗与中国陆路不通，只偶尔航海向南朝进贡。这是新罗敢设年号的原因。与之相邻的百济，由于和南朝历来关系密切，从未有设置年号的行为。
高句丽灭亡后，国史散佚，高句丽王使用过的年号逐渐变得不为人知。但通过近代以来的考古，重新又发现了不少高句丽年号的遗存。图为1963年在韩国庆尚南道宜宁郡出土的金铜佛像，背后铭文为“延嘉七年，岁在己未，高丽国乐良东寺主……”。这里的高丽并非指后来的高丽王朝。事实上，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曾改国号为高丽，这点在我国史书中也可得到证实，也是隋炀帝征伐高句丽会被称作”三征高丽“的原因。由此，一个失传1400多年的高句丽年号“延嘉”重现世间。据推测，延嘉七年是539年，为高句丽安原王高宝延之年号。
唐太宗时，新罗谋划与唐朝联盟。此时它已夺得半岛西海岸的出海口，与中国的交往也密切起来。唐太宗知晓新罗真德女王自建年号“太和”后，遂向新罗使者邯帙许问责。不过，聪明的邯帙许以“天朝未颁正朔”的借口，将新罗设年号的做法说成了无奈之举。
不久后，唐太宗驾崩，真德王遂废除太和年号，遵行唐高宗的“永徽”纪年。如此恭顺的态度，也让高宗对新罗青眼有加。最终唐军如新罗所愿，将高句丽与百济灭亡。
碑文里的“正开”年号
此后，新罗始终遵守臣礼，使用大唐年号纪年。9 世纪末，唐末藩镇混战时，新罗王朝也爆发了全国性叛乱。叛军首领弓裔、甄萱两人建国“后高句丽”与“后百济”，并无所顾忌地使用了“武泰”“圣册”“水德万岁”“政开”“正开”等年号。后来推翻弓裔并最终统一半岛的高丽太祖，定年号为“天授”。
但到了高丽第四代君主光宗王昭时，中原在后周治下趋于安定，王昭接受后周太祖郭威册封后，便取消了自己的年号“光德”，改光德四年（952 年）为后周广顺二年。
960 年，北宋取代后周，光宗趁机自建年号“峻丰”。963 年，宋朝派册命使来到高丽，光宗又如当年后周时一般，废“峻丰”改行北宋年号了。说到底，朝鲜半岛作为中国最亲近的藩属，国王只敢在中原变故时偷偷享受一点“皇帝” 的特权。
图为韩国“望夷山城”出土的高丽光宗“峻丰四年”瓦当
光宗之后的高丽诸王，再未有自建年号的行为，一直使用中国年号纪年。只不过，高丽还是乐于做着“海东天子”的美梦。《高丽史》《东国李相国文集》都存在将高丽王称为“陛下”“皇帝”的情况。就连高丽的首都开京，也号为“皇都”。可能正是因为此种微妙的心态，高丽在使用中国年号时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
我们都知道古代有“避讳” 的习惯，皇帝的名字，臣民们是不能轻易使用的。高丽王既然称臣于中国，理论上他们应该为中原皇帝避讳，可事实情况却有出入。
在高丽留下的史料中，我们会找到很多奇怪的年号。例如《王字之妻金氏墓志铭》中的纪年为“大宋立炎四年”。宋丽断交之前，宋朝年号中带“炎”字的只有宋高宗的“建炎”。高丽人为何弃“建”用“立”呢？原来，高丽太祖的名字就叫王建。所以，他们便让大宋的年号为自己的先王避讳。
难道是因为大宋武德衰微，才让高丽做出如此尊卑不分的举动？其实不然，就连对当时气势正盛的金朝，高丽也一以贯之了类似的政策。
《高丽史》记载：“是月，金改贞元四年为正隆元年，避世祖讳，以丰字代隆字行之。”
金朝海陵王的第三个年号“正隆”，由于高丽世祖名“王隆”，而被高丽改成了“正丰”。这种修改“上国”年号的行为一直持续到高丽的最后一刻，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四年（1371 年）刊行的高丽书籍《中庸朱子或问》，还将“洪武”写做“洪虎”，以避讳高丽惠宗王武。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被日本占领。日本人指导朝鲜王朝（1392 年取代高丽）进行改革，史称“甲午更张”。1896 年 1 月 1 日，朝鲜采用公历，设年号“建阳”。时隔 900 年，朝鲜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年号。
图为朝鲜高宗李熙与纯宗李坧相片。高宗称帝前，大臣所上年号有“光武”和“庆德”两个。高宗选择光武的原因，是为祈愿自己能和东汉光武帝刘秀一样，中兴国家。供图／秦风
但朝鲜国王李熙为了逃出日军的掌控，在 1896 年 2 月 11 日深夜，藏进宫中内命妇的轿子里，前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因为清朝此前在《马关条约》中放弃了和朝鲜的宗藩关系，朝鲜臣民便于李熙授意下“劝进”。
1897 年 8 月 16 日，李熙改年号“光武”。10 月 12 日正式称帝，定国号“大韩”。不过，李熙的“引俄拒日” 政策，在短短 7 年后就因为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破产，他也因为策划向荷兰海牙万国和平会议派遣密使抗议日本控制韩国的种种恶行在 1907 年被逼禅位。
纯宗的尹皇后
1910 年 8 月 22 日，李熙之子纯宗皇帝李坧在日本的胁迫下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据说纯宗的尹皇后听闻此事后，把玉玺藏进了自己的裙摆中挣扎着不愿交出，最终是她亲日的伯父亲自出手抢走了这件宝物。“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亡国之悲，纵隔千山万水，大抵都是相仿的。
纯宗逊位后，他的隆熙年号也被取消，改行日本年号“明治”。作为合并的报答，李熙父子被明治天皇授予王爵，继续留居在旧宫之中。朝鲜半岛的年号史与它最后的王朝一起走进了坟墓。
二、我要当和中国对等的天子
相对于朝鲜半岛和越南，日本是中国构筑的君臣关系中，来往不定的一员。明知自己是个小国，却非常坚定地要和中国皇帝“抗礼”。
《隋书》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倭王竟在表文中自称“日出处天子”，反将炀帝称作“日落处天子”，惹得杨广大怒，下令“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南朝梁《职贡图》中的倭国使者，现存宋代摹本
即便面对唐太宗的使者，日本的态度也并不恭顺。《旧唐书》载，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派高表仁出使日本，却因为“争礼”，闹到最后“不宣朝命而还”。想来定是日本君臣不肯跪接唐皇诏书导致的。
如此冒犯的行为，之所以没遭到中国皇帝的征讨，与日本是海外岛国，不值得大动干戈有关。日本最初的年号，就是“大化改新”里的“大化”。采用年号这是中大兄皇子建设律令制国家改革中的一项。
有趣的是，日本虽将自身视作中国的对等国，但在年号的选取上，参照中国古籍不说，甚至常常盗版中国年号。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闻名遐迩，清和天皇就在 859 年改元 “贞观”。14 世纪初，后醍醐天皇趁着镰仓幕府倒台，重掌大权。为纪念皇室中兴，他翻版使用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建武” 年号。
上图为《天子摄关御影》中的后醍醐天皇肖像。《改元部类》记载，当时他为更定新年号，召集了藤原藤范、藤原行氏、菅原长员、菅原在登、菅原在淳共5位学者一同商议。藤原藤范与菅原在登两人列出的候选名单里都有“建武”，而菅原在淳则写下了“大武”和“建圣”。“建武”年号的确定可谓众望所归。
德川幕府时，“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为了限制京都朝廷的权力，颁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如果天皇要更替年号，必须以“汉朝”（中国）已有的年号作为参照。
在文化习惯与幕府要求的双重约束下，日本年号始终都秉持汉风。即便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裕仁，使用的年号 “昭和”，也是源自《尚书》里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正是因此，2019 年日本宣布德仁天皇新年号为“令和”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缘由就是该年号出自日本诗集《万叶集》中“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而非从中国典籍中摘取而来。
德川家康
其实，中外年号的异同，对于古时奔走各国间的使者与商人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考验。看到外国的自建年号，他们是该选择坚守身为天朝子民的尊严，还是屈节在书信里使用该国年号以示亲近呢？
日本史料《朝野群载》中收录着一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 年）的“提举两浙市舶司” 公凭，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这份公凭，是宋商李充携带去日本经商的凭证。在开列完商队的船员姓名、货物种类后，这份文书的结尾，竟同时标注了宋朝与日本的年号：“当长治二年、崇宁四年六月给。”
因为文末有 4位宋朝市舶司官员的署名，可见它是宋朝官方发给的，只是日本年号的字体比宋年号小而已。如此说来，宋朝算是半默许，出国经商的百姓可以从权使用他国的年号。
三、叛逆的僭主（越南）
嘉靖十六年（1537 年）四月十二日，大明朝堂上正在宣读安南（今越南北部）国主莫登庸的罪状。对于这个长达 20 年都没遣使朝觐的属国，明朝已忍无可忍，嘉靖帝决意动兵。而由礼部尚书严嵩等人拟定的安南罪名中，第五条是于国内私设“明德”“大正”年号。
安南王在本国设置年号，怎么就触动了大明的神经？今人或许无法理解。因为，在古代东亚世界中，中华皇帝自认为“天子”，其他国家身为“臣国”，自然要尊卑分明。
设置年号的权力，乃天子独有，属国若想染指，便会给予“天朝”征讨的借口，一如这里的安南。不过，“天高皇帝远”，外国藩属在境内称帝、设年号的例子，其实屡见不鲜。很多时候，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中国皇帝对此等事件也睁只眼闭只眼。
图为“大越国阮主永镇之宝”，重47两，为赤金打造。越南“中兴黎朝”永盛五年（1709 年）十二月初六，割据广南的阮主政权向清朝求封不得，便私铸此印，自称国主。阮朝统一越南后，此印成为历代皇帝即位时相传之宝。
不过，嘉靖帝因为是明武宗绝嗣才以亲王身份入继大统的，对他来说，正统性是个不可触碰的禁区，因而对安南不遣使来朝的行为深恶痛绝，这才翻旧账，拿着私设年号这些罪名，对安南施以惩处。“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便是嘉靖赐予此次南征主帅毛伯温的金句。
时过境迁，年号制度无论是在发源地中国，还是在朝鲜或越南，都已宣告终结。而中韩越年号的落幕，却都跟日本有解不开的关联。
上图从左数第三人即为越南保大皇帝
二战期间，日本为了满足自己侵略的野心，扶持了前清逊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另外也遣人联络被法国架空许久的越南阮朝皇室，支持阮朝君主阮福晪（1926 年即位，年号“保大”）脱离法国的保护国身份，重建“越南帝国”。
1885 年，清朝与法国签订条约，放弃了和越南的君臣名分。此后，法国在越南派驻“中圻钦使”，建设凌驾于阮朝皇帝之上的殖民机构。阮朝前后有 3 位皇帝因为反抗法国人的统治而被流放去了非洲。可想而知，在法国压迫下的越南皇室，不过是徒有虚名。当时甚至连法国总统去世，越南朝廷都需要降旗致哀。
当然，日本需要的，也只是一个控制越南的名义。于是乎，伪满与越南这两个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都保留着皇帝，且一并施行年号制度。溥仪也因此除了做大清皇帝时的 “宣统”年号外，又多了个“康德”年号。
可笑的是，阮福晪的“越南帝国”成立时已经是 1945 年 3 月，不到半年，日本弹尽粮绝，宣告无条件投降。“伪满”与越南帝国随之一并宣告覆灭。
8 月 30 日，阮福晪在顺化皇宫举行退位仪式，将象征皇权的国玺和宝剑交给了越盟代表，“保大”年号也成了越南帝制的终点。
而日本天皇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在战后被新宪法剥夺了政治权力。如今日本年号的选择与颁布，也改由内阁会议决定，它曾经代表的皇权，已经在新时代化作了幻影。不过，卸下君主野心的包袱，单纯“气淑风和”的年号，或许反而更受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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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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